《聊斋志异》有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对科举制度的讽刺，但凡与科考有关，蒲松龄总少不了冷嘲热讽一番，尤其是对考官和多数中举士子，他的不屑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蒲松龄达到了看透科举制度腐朽与弊端的高度，他是一个我所崇拜的伟大作家，但也没必要过分拔高，他首先是一个终身笼罩于科考阴影之下的普通文人。之所以恨之切，缘由爱之深，18岁时，他参加童生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进学，山东学政施闰章惊为天人。如此意气洋洋的青年，想必已经看到了长安得意马蹄疾的荣耀，然而造化弄人，在之后五十余年的生命中，他先后十余次参加乡试，却无不名落孙山。不必细究其人生际遇，单是这样的科考经历，就足以让人揣摩到他的心理嬗变吧？1690年，蒲松龄去济南参加考试，在大明湖边赁了间茅屋居住，每天自己到湖边汲水淘米做粥，聊以度日。在茅屋的东北方，一个名为“秋柳园”的巷子冠盖如织，这是他的淄博同乡王渔洋组织的秋柳诗社，无数肥马轻裘之人聚集于此吟诗作赋，而诗作每每很快流传出来，众人交口称颂。蒲松龄看着这些诗的感觉，就像一个绝顶剑客看着一群三脚猫叱咤江湖却无能为力。在我看来，他在大明湖边随手而就的一首诗就远超过王渔洋成名的《秋柳四章》： “大明湖上就烟霞，茆屋三椽赁作家。粟米汲泉炊白粥，园蔬登俎带黄花。罹荒幸不沟渠转，充腹敢求脍炙嘉。余酒半壶堪数醉，青帘虽近不曾赊。” 真性情，不做作，诗发展到清代，这已经成为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可惜这份才情终究未能为他打开通往仕途之路，怀才不遇，难免怨怼，讥讽也便理所当然。好在这是才华横溢的讥讽，既杀人见血毫不留情，又妙趣天然令人拍手叫绝。《司文郎》骂的极是畅快，一位盲僧有异能，焚文嗅之，能断高下。来人焚前朝大家归有光、胡友信之文，盲僧嗅之大呼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又焚自做时艺，盲僧闻出文章初得大家之法，“我适受之以脾。”又有一人焚自作文章，盲僧一闻，立马一阵咳嗽，拉住对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