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篇 不懂自当多读书 图片: 《翻书说故事》，辛德勇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历史学研究，常见的一种情况便是“勘误”。史学家基于陈寅恪先生所谓“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换言之即“博学深思”），对既有的观点进行纠正，在我看来就像是推理小说到了结局时，侦探凭借证据和推理，找出真凶那样，若是“看似寻常最奇崛”，那实在是天下第一等过瘾之事。 图片: 辛德勇 今年年初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辛德勇教授的《隐存于清宫角落里的大唐秘史》，就犹如读到某推理小说名家的短篇后，心生仰慕之情，很想再读一读这位巨擘的其他作品。辛德勇的书在电子阅读平台上较为难觅，但还是在图书馆借到了这本《翻书说故事》，虽然是“翻翻闲书随手写点儿东西”，但真材实料自不多说，有趣的“勘误”也记载了不少。 比如关于“古杭”一词，在元朝，福建的建阳书坊印了《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等一批书。王国维在撰写《两浙古刊本考》时，就认为这一批书刊刻于杭州的书坊，其学生赵万里在《中国版刻图录》中，也承此说。浙江的钱江晚报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一篇《掌故丛谈｜纵有丹青下不得笔》，也引用了王国维这一观点，引出关汉卿与杭州的因缘。 图片: 黄永年 但“古杭”者，就如“杭州小笼包”，未必就真的表示“杭州土生土长”。辛德勇的老师黄永年在《古籍版本学》一书中，就驳斥了此观点，这批书除了七种冠以“古杭新刊”“古杭新刊的本”外，另有四种冠以“大都新编”“大都新刊”，如果“古杭”是杭州印，那么“大都”难道是在北京印的？黄永年根据字体，判断这几本其实都是福建建阳书坊刻本，只是借用了杭州和北京作为噱头，强调底本的来源而已。 图片 王国维是大学者，但大学者未必并不会犯错。同样，即便是“权威媒体”的报道，也难免“阴沟翻船”。在“海昏侯墓出土《史记》”这一事件中，即便有“正经单位”背书，但辛德勇“无征不信”惯了，还是一查再查，找到了主持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