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群体——主流视野外的异乡人

病中少年：沉寂的世界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被查不出病因的顽疾折磨，即便查出病因也会因天价的药费而放弃治疗，他们就是“罕见病”群体。

在此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帮助罕见病患者的经验，那就是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建立多层次的保障制度。

麻风病患：被隔绝的与被遗忘的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麻风病今天已不足为惧。医学证实，麻风病不是遗传病，它通过麻风杆菌传染。但95%以上的人都对麻风病有自然免疫力，现代医学的昌明，已可以使两周内连续服药的麻风病人失去传染性，并在一年内就可以康复。

也有幸运的康复者得以重回社会，安家立业。走得出来，不代表活得下去，比谋生更艰难的是周遭歧视冷眼，或明或暗的排挤，这样的压力甚至会延续到他们的后代。

爱人同志：彩虹家庭

尽管“同性恋”早已从大陆官方修订的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但针对“同志”的扭转治疗依旧大行其道。其背后除了社会固有观念外，商业利益、医学诊断标准与现实脱节、心理咨询师对“性少数”群体的陌生等，都是造成大陆同性恋扭转治疗乱象的原因。

被改变的生命轨迹

约翰堂恩说，没有任何人是一座孤岛。

《凤凰周刊》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进行跟踪报道，也致力于发现被这个时代所忽视甚至遗忘的群体。我们希望能够带领读者进入他们的世界，去感受和理解他们的内心，由此多一份共情，也更好地理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

吸毒人群：回归社会路漫漫

国际社会时常指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合成毒品供应链的主要成员。然而，对于一个化工生产大国来说，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和流通的管理绝非易事。

然而，并非所有毒品或易制毒化学品的加强管制都有利于社会。毒品和药品在英文中都是“Drug”，毒品也通常是精神或麻醉药品，管制将影响它们在医疗上的使用。此外，易制毒化学品常常是化工行业需用到的大宗原料，管制将提高它们的生产和流通成本，令相关企业或行业难以承受。

残障人群：艰难的与美好的

中国大陆的残疾人就业政策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伤残军人的集中安置，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保护性就业，此后的几十年中，大陆一直以财政政策和福利企业为工具，实行残疾人集中就业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开始对福利企业改制，残障人士就业的社会政策开始走向“去计划”的市场路线，私营盲人按摩院、NGO组织、餐厅等成为他们就业的新方向。同时，大陆也借鉴国际经验要求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但实施效果却一直不太理想。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除了传统行业，网络水军吸纳了大量残障人士，这一让人颇感意外的现状亦折射出目前内地残障人士的就业困局。

精神病人：逃离病笼

精神疾病患者被如何对待，他们能否获得良好的医疗，足够的尊重，权益受到保护并避免污名化，是衡量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尺之一。他们能否走出精神病院，回归家庭和社区，被社会所容纳，亦是对社会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极大考验。稍早前刚刚败诉的上海徐为案，是精神疾病患者在各方帮助下，试图通过法律渠道自主走出精神病院，回归家庭、社会的重要案例。徐为“飞越疯人院”、回到平常街巷生活的前景看来并不乐观，但精神病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已被推至众人面前，无可回避。

留守儿童：在家乡孤独守望

留守儿童是大陆转型期的特殊国情。从发展角度看，是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农村大面积脱贫等红利不可避免的代价。从制度层面看，受困于城乡二元管理的户籍制度等原因，上亿打工大军背后的阴影，即是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

留守儿童问题远非官方兜底即可解决，从家长到社会多个环节均需尽责。因此，放松管制，释放民间力量；重塑农村社区建设；以及通过立法及政策敦促留守儿童父母承担必要责任，都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被拐妇女：青春何处寻

根据《凤凰周刊》记者的调查，大陆拐卖妇女的高发期主要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诸多被拐卖妇女的血泪已经渐渐模糊，她们很多已经认可被卖后的婚姻事实，甚至和买家有了温馨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