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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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作品目录

载入中

热门划线

  1. 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4 人
  2. 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种种——个人权利也好,理想主张也好,道德伦理也好——放在次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常常会表现出所谓软弱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3 人
  3. 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2 人
  4.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可以被当成知识分子来看待的人,都未必承担得起太高的道德和正义的衡量标准。2 人
  5. 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独立的立场与批判的精神,通常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经济自立,二是有言论空间。2 人
  6. 《倒转“红轮”》2 人
  7. 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2 人
  8. 他的结论是,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因为他们自身就太多幻想、太过脱离实际,连自己的生活都常常弄得一团糟,怎么可能领导人类和正确地处理复杂问题。2 人
  9. 。让这些信仰极端的知识分子结成团体,会“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掌握了政权,前景将会更加可怕。2 人
  10. 叛变的十六个(六大)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这个比例远远高过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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