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

寻路中国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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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作品目录

载入中

热门划线

  1.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275 人
  2.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46 人
  3. 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45 人
  4. 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43 人
  5.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43 人
  6. 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36 人
  7. 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34 人
  8. 这就是中国的驾校课程里隐含的哲学命题:如果某样东西从技术的角度看起来特别有难度,那么它必定就是有用的。32 人
  9. 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31 人
  10. 在现代中国,修建道路通常是应对贫困或者金融危机的一项策略。27 人
  11.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26 人
  12.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 人
  13. 计算机系统还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计算机也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19 人
  14.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A) 不告诉对方。B) 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C) 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18 人
  15. 土筑成的。)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现在仍17 人
  16. 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当地的人们跟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17 人
  17. 那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可取之处——人们表现出的关切出自真心实意,他们对学习的信奉根深蒂固。尽管工资很低,老师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尽管各自的背景不同,家长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分内事。17 人
  18. 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16 人
  19. 几十年间政策的不稳定,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一切变化太快,人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江红说,“回过头去看看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政策总是改来改去。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觉得时机来了——那你就得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可能又持续不了多久。对于发展,人们已经惯于持那种短视的观点。”16 人
  20. 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16 人
  21. 政府顾不上,学术界忽略了,长城研究这个领域全靠那些自由的个体:历史就如同自由市场。16 人
  22. 整个选战中,没有什么议题。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或者要不要做出什么改变。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只有傻瓜才会做出公开的承诺。目标要尽可能地模棱两可,每个候选人都尽量避免直接提及选举。家族比什么都重要:人们把自己的近亲属纠合在一起,还尽量拉拢远房亲戚。人们把大量的心思花费在对动机的分析上,想方设法也要搞清楚,谁可能支持谁。政治被提炼得只剩下最纯粹的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系。16 人
  23. 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16 人
  24.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我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出来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15 人
  25. 通常,我会遇到致力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这类口号的用语从无谓的反复(“女儿也是传后人”),到主动提出建议(“晚婚晚育”),再到公开的谎言(“生儿生女都一样”)。15 人
  26. 在中国,那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几乎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不可能:完全相信你自己做的营生永远不会过时。15 人
  27. 在中国的葬礼上,至少有一个人总是乐呵呵的。14 人
  28. 2001年,也就是我领取驾照的那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十二亿,但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一千万辆。得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八人拥有一辆轿车,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14 人
  29. 蒙古人很少写东西,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当今的文献报道,多来自于曾经被他们打败过的那些人——历史由输家记述,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例子。14 人
  30. 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一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14 人
  31.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14 人
  32. 历史课的目标仅仅说明共产党的伟大,已故的革命家们被拔高到了神的地步。13 人
  33. 城市如果要想把债务还清,它就得不断地进行扩张。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借出了巨额贷款。13 人
  34. 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13 人
  35. 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12 人
  36. 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12 人
  37. 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12 人
  38. 对曹春梅来说,生意上的成功已经把她彻底地孤立了起来。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儿多是她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佛教带来的慰藉,也是她一个人独自体会。这跟魏子淇背道而驰,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拥有更多的关系,让他在村子里拥有更大的能量,让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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