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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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和美国,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其第二本专著《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也已于2003年面世。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州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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