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义

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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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本书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加缪说,唯一值得严肃思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北大学者吴飞,用数年时间实地调查研究,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写就这部关于自杀的著作。虽然作者是在理论层面来探讨自杀问题,但是他的每一步研究都落在了中国家庭的实处,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有外国学者认为,本书是继法国学者涂尔干《自杀论》之后关于自杀研究的一个新里程碑。

吴飞,河北肃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自杀作为中国问题》、《麦芒上的圣言》、《自杀与美好生活》等。

作品目录

载入中

热门划线

  1. 尽量揭示社会和不同的人对自杀的文化意义的理解。45 人
  2. 中国的自杀问题首先和正义有关,这种正义体现在复杂的家庭政治当中。45 人
  3. 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39 人
  4. 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37 人
  5. 一,中国年轻妇女中的自杀率为什么比男子高?二,中国农村的自杀率为什么比城市高?三,中国的主要自杀方式——喝农药,到底意味着什么?四,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自杀与精神疾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中国的自杀现象独特的方面。31 人
  6. 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29 人
  7.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26 人
  8. 自杀可能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美好的价值,也可能是以一种勇敢的方式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观念。26 人
  9. “委屈”,其实就来自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的张力,在于家庭政治以情感为出发点和目的,却不可能完全按照情感的逻辑发展。26 人
  10. 权力平衡和道德资本都是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24 人
  11. 抑郁程度重,有自杀未遂史,死亡时急性应激强度大,生命质量低,慢性心理压力大,死前两天有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自杀行为。20 人
  12. 何芳把她为了爱情付出的牺牲当成了最大的道德资本,而康回则把出于爱的容忍与原谅当成了道德资本。20 人
  13. 公安局既然名为“公安”局,所负责的,就是平息公共领域内的不公,即冤枉,而不是解决家庭领域中的委屈。19 人
  14. 赌气的概念帮助我们看到,所谓的委屈感的背后,往往是人格价值的受挫。19 人
  15. 自杀来自一种“后我”(post-self,或postego),是人们对自己的死后状态的看法。18 人
  16. 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就是成年、有自己的家庭、受到尊重、在人群中享有相当地位的个体。18 人
  17. 人们是以非常不同的逻辑来理解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中的正义的。18 人
  18. 家庭政治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和好好过日子。如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再多的胜利也没有意义。18 人
  19. 第一,家庭虽然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情感不能取代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道德资本,因此,家庭中一定存在“正义”问题;第二,这种权力关系不能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根本原则是全家过日子;第三,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18 人
  20. 虽然社会学和精神医学看上去非常不同,涂尔干表面上还在批评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但两者来自相同的文化假定。他们都认为,自杀是某种紊乱导致的。社会学家认为,自杀来自社会秩序的紊乱;而精神医学家认为,它来自精神紊乱。所谓的紊乱,就是偏离了某种正常状态。他们对自杀的态度,都基于对这种正常状态的看法。17 人
  21. 其次,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的公平交往,即把形式正义中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原则贯彻到日常交往之中。17 人
  22. 过日子,永远是人们的个体努力与外在命运的博弈过程;而且,这种博弈的结果又会不断变成新的命运,影响到以后的生活。16 人
  23. 首先,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即过日子的制度框架。16 人
  24. 家庭政治中的委屈,常常并不在于一般的正义或公平原则受到了挑战,而是指所依赖和预期的某种相互关系没有达到。16 人
  25. 每个自杀者都希望与不断纠缠自己的厄运告别,但他们的自杀往往是这种厄运的最深反映。16 人
  26. 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但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16 人
  27. 私人琐碎的委屈似乎既不足以让公安人员插手,也不会大到让医生来诊断的程度,甚至自杀者的亲人也不愿意这些外人来管自己的家事,但这外人管不着的烦恼却在吞噬着很多人的性命。15 人
  28. 求生是人的本能,凡是主动求死的人,一定是陷入了混乱,要么是个人的混乱,要么是社会的混乱。15 人
  29. 人作为一种存在,其本性中既有神圣的因素,也有固有的缺欠。求生的一般规则是保护和张扬其神圣因素,限制其固有欠缺的必要制约,而自杀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过分张扬,突破了这种制约。15 人
  30. Bare life,就是没有一切社会束缚的本源生命状态。15 人
  31. 当我们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思考生命的基本概念的时候,不能忘了,一个人生下来就在家庭之中,而不是在“自然状态”之中。剥夺了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把人赤裸裸地抛到一个什么也没有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相当人为的假定。15 人
  32. 一个家庭要过日子,仍然离不开人、财产、礼三个基本因素。15 人
  33. 情感与政治之间的这对基本张力,成为家庭政治区别于公共政治的关键。15 人
  34. 家庭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敏感,使得人们越来越容易感到遭受了委屈,因而以自杀的方式来反抗。15 人
  35. 家庭革命对礼教的破坏本来是为了让人们更自由地追求情感和人格的完善,但现代在那没有礼教的家庭中情感和自由并不容易获得。15 人
  36. “话赶话”是家庭政治中一种常见的权力游戏。特别是气头上的两个人,越吵越激烈,双方都互不相让,至少在口头上不能服输,于是说话就像拍卖一样,最后出现一个谁也没有预料的结果。15 人
  37. 把“冤枉”界定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将“委屈”界定为,遭到诸如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14 人
  38. 公安局的职责是社会公正,而医院负责的是人们的健康。他们之所以会和自杀问题发生关系,是因为自杀经常和社会公正与健康问题发生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自杀本身。14 人
  39. 人们自己的选择,往往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社会对自杀的看法,也会影响人们自杀的动机。14 人
  40. “后我”和“情痛”两个概念对现代自杀学的影响很大。14 人
  41. 当时的人们对自杀的种种态度,都没有超出托马斯·阿奎那的简洁概括:自杀是反自然、反社会、反上帝的。这三点构成了现代自杀学的基本推动力,而其中的核心一点是,自杀是反自然的,即:自杀是违背人的本性的。14 人
  42. 权力游戏的胜利,并不是决定家庭幸福的最根本因素。14 人
  43. 一方面,亲密关系本应该化解家庭矛盾;另一方面,亲密关系反而可能激化家庭矛盾。这是过日子中最大的悖谬,也是亲密关系必须靠礼义来实现的根本原因。14 人
  44. 他有一定的道德资本,但是在权力游戏中,又无法运用这资本来取胜,委屈感导致了他的自杀。14 人
  45.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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