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前身是1946年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往华盛顿的绝密电报，史称“长电报”，次年匿名刊登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文章作者指出，苏联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例外论中关于民主自由的基本信念相对立，他有意使美苏关系在美国人心中成为意识形态的较量。文中没有提到过美国的利益，美苏的冲突不是两国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苏联的专制与扩张损害“世界和平与稳定之利益”。因而，“美国针对苏联的政策，其主要方面必须是对俄国扩张趋向的一种长期、耐心而坚定、机警的遏制”，以威尔逊的美国例外论所具有的利他性支持自由国家对抗专制，不仅仅是作“民主的兵工厂”，甚至不惜投身远离美国地缘的战场，直至苏联自身发生变化。

苏联的外交比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有侵略性的个别领袖的外交更好对付，也更难对付。一方面，它对反抗力量更为敏感，当觉得这力量更强时，就更容易在外交战线上的个别防区让步，因此在权力的逻辑与修辞上更为理性。另一方面，它不会被对手的单个胜利所轻易击败或因此泄气。耐心坚持赋予外交以活力，这意味着零星的行动不能有效对抗它，这些零星行动体现出民主意见的突发奇想；而能有效对抗它的，只有俄国的对手们睿智的长期政策——这些政策在目标的坚定上，以及应用的灵活机智上，不亚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自己的政策。在这样的环境里，很明显，任何美国针对苏联的政策，其主要方面必须是对俄国扩张趋向的一种长期、耐心而坚定、机警的遏制。

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 - 2005）是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始创人，冷战时代的顶级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