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行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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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前身是1946年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往华盛顿的绝密电报,史称“长电报”,次年匿名刊登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文章作者指出,苏联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例外论中关于民主自由的基本信念相对立,他有意使美苏关系在美国人心中成为意识形态的较量。文中没有提到过美国的利益,美苏的冲突不是两国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苏联的专制与扩张损害“世界和平与稳定之利益”。因而,“美国针对苏联的政策,其主要方面必须是对俄国扩张趋向的一种长期、耐心而坚定、机警的遏制”,以威尔逊的美国例外论所具有的利他性支持自由国家对抗专制,不仅仅是作“民主的兵工厂”,甚至不惜投身远离美国地缘的战场,直至苏联自身发生变化。
苏联的外交比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有侵略性的个别领袖的外交更好对付,也更难对付。一方面,它对反抗力量更为敏感,当觉得这力量更强时,就更容易在外交战线上的个别防区让步,因此在权力的逻辑与修辞上更为理性。另一方面,它不会被对手的单个胜利所轻易击败或因此泄气。耐心坚持赋予外交以活力,这意味着零星的行动不能有效对抗它,这些零星行动体现出民主意见的突发奇想;而能有效对抗它的,只有俄国的对手们睿智的长期政策——这些政策在目标的坚定上,以及应用的灵活机智上,不亚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自己的政策。在这样的环境里,很明显,任何美国针对苏联的政策,其主要方面必须是对俄国扩张趋向的一种长期、耐心而坚定、机警的遏制。
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 - 2005)是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始创人,冷战时代的顶级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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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强调苏联社会面临来自境外的威胁,这并非基于国外对立情绪的实际情况,而是为国内维持专政权力进行辩护所必需的25 人
维持住苏联政权的这种模式——在国内追求无限的权力,同时培植国外敌意难以平息这个半神话——对于造就我们今日所知的苏联政权的实际机器大有贡献。凡无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国内行政机构都慢慢萎缩22 人
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机构则变得极为臃肿。苏联政权的安全要靠党铁的纪律,靠秘密警察的严厉与无所不在,还要靠国家坚决的经济垄断22 人
苏联领导人用“镇压机关”从敌对势力那里谋求安全,“镇压机关”本设计来为他们服务,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成了他们的主人。今天苏联的权力结构的主要部分,致力于保证这专政统治的完善,保证维持住苏联是个被包围的国家,敌人已兵临城下这个观念。构成权力结构中那一部分的数百万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这个关于俄国之处境的观念,因为没有这个观念他们自身就是多余的了。21 人
既然事已如此,统治者们就再也别想放弃这些镇压机关了。以当代举世无双的残酷(至少在范围上)来追求绝对权力,至今已近30年了,这在国内也像在国外那样产生了相应的抗拒21 人
警察机构的暴行已将对政权的潜在反抗煽点得比这些暴行开始之前更旺,更危险21 人
但是,统治者们绝不可能抛弃为维持专政权力辩护的谎言。因为,以该谎言的名义而犯下的暴行,已使得该谎言在苏联的哲学中被奉为圣典。并且,如今它被固定在苏联的思想结构里,用来固定它的绳索要远比区区意识形态的绳索更为牢固。19 人
原有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点被抛弃。如下信仰被维持了下来:相信资本主义根本上是恶的,相信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相信无产阶级有责任助成其灭亡并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首要被强调的是那些与苏联政权本身联系最具体的观念:有关这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在黑暗且迷途的世界中所处境地的观念,以及,有关它内部权力关系的观念18 人
从根本上看,敌对情绪仍将继续。它被预设如此。而且,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行为由此产生出许多令我们不安的现象:讳莫如深,缺乏坦诚,口是心非,满腹狐疑,而且根本不怀好意18 人
当俄国人有求于我们时,他们政策的特征中的这点或那点可能会暂时退居幕后;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总会有些美国人跳出来欣喜若狂地宣称“俄国人变了”,还有些人则试图以促成了这些“变化”而居功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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