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是什么

全球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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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现今,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方式,我们已无法孤立地研究民族国家,也不再可能认同世界历史源自西方这种说法。全球史是目前历史学科里发展迅猛讨论激烈的热门领域,在历史研究领域也已成为一个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学科,它以世界整体的连贯性为出发点,有力地挑战了我们之前的史学方法。《全球史是什么》全面概述了历史学中这一令人振奋的新取径,探究了全球史学科在21世纪将要面临的某些重大问题:全球史与其他世界史诠释有何差别?我们如何摆脱欧洲中心论,却又不陷入新的中心论,进而书写一部全球史?历史学家如何比较诸多社群,并找到不同地域之间的兼容性?全球史有什么政治意涵?此书还深入浅出地探讨了这种新范式的局限乃至风险,以及全球史的受众等诸多问题。《全球史是什么》细致剖析了全球史的兴起、特质、方法论、前景及局限。作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为当下全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认为:全球史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方式;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全球史的核心关怀是流动、交换、各种跨越边界的事件以及大规模结构性转型和整合进程。历史学家如何经由整体地理解世界历史,为我们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重绘历史学图景?本书将给出答案。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1966—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教授,研究涉及全球史、殖民史、帝国史、思想史及史学史等多个领域。主要作品有《全球化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国家》(Globalisation and the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2005)、《德国殖民主义简史》(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2008)、《全球史是什么》(2016)等,并与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合编《多元视野下的世界秩序》(Competing Visions of World Order,2007),与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合著《现代世界的形成(1750—1870年)》(An Emerging Modern World: 1750—1870,2018)。译者简介:杜宪兵,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兴趣为英帝国史、医疗文化史、全球史。译有《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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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次,现代学科具有浓重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些学科将欧洲的进展置于显要位置,并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核心推动力。更为甚者,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所使用的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工具,都从欧洲历史中提取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发展模式。诸如“国家”、“革命”、“社会”和“进步”等一些貌似分析术语的词汇,将欧洲的具体经验转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语言,而这种语言很可能为世界各地所采用。于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讲,现代学科将欧洲特有的范畴强加在他人的历史之上,并借此把所有其他社会渲染为欧洲的殖民地。2 人
  2. 在实践中,世界历史作为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功用,比其对世界各地的全面记述更为重要。在很多国家,程式化的世界历史成为衡量和评价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标尺。各国大都从国家内部来解释进步,并将落后归因于国内的障碍和束缚。不过,即便在历史学家只关注国别史的时候,他们也通常带有全球框架意识。比如,齐亚·格卡尔普将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转变,描述为普世性的历史进程。2 人
  3. 然而,对于世界史传统的生成而言,与汤因比的“文明单子论”(civilizational monad)或麦克尼尔在神化欧洲时所暗含的现代化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作品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路径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受其影响的地区不仅包括苏联和东方阵营的其他国家,还包括拉丁美洲、法国、意大利、印度和日本。尤其是在苏联和中国,在共产党接管国家之后,世界史逐渐制度化,而且比在西方国家更受重视,很多大学设立了世界史系所。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里,约有三分之一的历史学者就职于专事世界史研究的机构中,这一比例在当时的欧美国家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中国的世界史有所不同,其覆盖范围远比汤因比或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狭隘。很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只关注某一个国家,将其框定于普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模式之中。2 人
  4. 对过去的关联性(relationality)的关注,还冲击了盛行已久的视世界历史为“西方的兴起”和“欧洲奇迹”的诠释模式。许多传统的世界史文本都从欧洲找寻世界历史的动力,记录欧洲成就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此类世界历史仿佛一条单行道。与之相比,近来的研究成果强调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欧洲和非欧洲地区之间的互动,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它们认为,不能从欧洲与西方内部出发,将这些地区的发展解释为自主的进程,而应将其视为多种交流进程造就的结果(至少部分如此)。2 人
  5. 第四,全球史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分支,成为更大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个结果,便是研究对象的分布区与其他地点之间的关联变得越发重要。全球史学者尤其关注不同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方式,较少关注它们的内在变化。于是,一些带有空间隐喻的词汇,诸如领域性(territoriality)、地缘政治、流通、网络等,逐渐取代了过去那些带有时间性的词汇,比如发展、时间差(time lag)、落后等。这也意味着对现代化理论的目的论的拒斥,亦即对如下观念的批判,这种观念认为,社会转型发生于内部,社会变迁的方向(比如从传统到现代)是预先注定的。“空间转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史对历史事件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的重视。此乃全球史的第五个特色。2 人
  6. 全球史学者需要谨记,情势的重要性高于全球关联,若要理解关联本身,就必须全面了解这些情势。换言之,交流有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种现象表明了促使交流活动得以发生的基本结构的转型。全球史研究若想取得成效,就要意识到历史进程中的体系层面,并察觉到社会变迁中的结构性特征。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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