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地

我和老康，作为全班仅有的两个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学毕业生，在上海落了单，开始了一段合租60平米老公房的同居生活。我靠大学时积攒的稿费艰难度日，而老康则在等待他妈帮他介绍一份外资银行的工作；我们在这片古老的小区中如鱼得水，闲暇之余还能骑着小绵羊摩托车游逛大上海。

在这火辣的年纪，我们只憧憬两件事：工作和姑娘。当存款趋于零、迫不及待需要逆袭金融危机获得一份工作的时候，张导的出现将我们拉入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影视圈。我们阿谀奉承着张导的理想，抱着混口饭吃的心态陪他玩票。

在一次通过社交网络促成的饭局上，我和老康与当年在学校时就暗恋的姑娘商惠芬相遇，这燃起了我们对旧爱的怀念。当得知商惠芬已经有了婚约后，老康积极地把目标锁定在了商惠芬的好友小美身上，并一举拿下，他的这种饥渴行为颠覆了我在商惠芬心中的好感。

愿意给张导投资的富婆终于出现，我随张导一起赴宴，见到了惊为天人的赵灵。赵灵为了摆脱饭桌上各色中老年投资商的纠缠，把我当成了挡箭牌，在一家高级酒店中共度一晚。

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机会和赵灵这样的女人产生瓜葛，幸运的是，因为我们的房子被收且没能买到春运回家的车票，我和老康搬进了赵灵的公寓，我们怀念着大学的美好时光，创作剧本，等候张导的好消息。

新年一过，我们奔赴北京，开始运作电影。临出发前，老康不留遗憾，向小美解释清楚了自己对她的感情，这也令商惠芬对我冰释前嫌。

我们在北京的继续借住在赵灵家，张导的投资迟迟没有下落，直到他令那位富婆怀孕。赵灵一直陪我们出席各种饭局，时刻成为焦点，而我也尽力保护着她，这种保护成为投资人眼中的不识抬举。

电影的筹备没了下文，老康思念小美心切，决定回上海一趟；当我得知商惠芬已经很久没了音训后，也随老康返回上海。

原本只是想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叙旧，却听商惠芬说她已经解除了婚约，因为她的未婚夫在日本认识了别的姑娘。我在欣喜与伤痛的双重感情中陪护着商惠芬。

当我们已经不对电影抱有希望的时候，张导联系我们，他通过和富婆结婚并且入赘的方式换到了资金。于是，我们再次前往北京，由于没有事先打好招呼，我们直接去赵灵家拿行李，撞见了她的男友在家和别的女人偷情，才明白，原来赵灵的豪宅都是她男友的。

我无法找到赵灵，整天陪张导一起考察拍摄场地、选定角色演员，当一切准备妥当后，电影终于开拍，结果突然收到消息，原本定好的演员无法到场，无奈之下，我把商惠芬和赵灵拉进剧组。

张导第一次执导电影，困难重重，超时太多，好在有工头朱老板的帮助才艰难完成。这期间老康已经从他妈那获得了外资银行的工作，和小美回上海过幸福的二人世界去了。

电影拍摄结束，我陪商惠芬回到上海，和她一起演了场戏，将她和未婚夫解除婚约的消息告知她父母，同样到场的未婚夫落荒而逃。

就在我回到老家打算休息一段时间的时候，小美和商惠芬突然来到，告诉我老康把朱工头打成了重伤，被拘留在了北京。张导为了筹集后期制作的经费，又向朱工头借钱，并将赵灵当作诱饵，而朱工头见色忘义，在赵灵的饮料中下药，玷污了她。出事以后赵灵给我打电话，但我手机停了，她只好联系老康，于是老康直接飞到北京，在工地上把姓朱的打到半死。

作为法律学毕业的我们回到北京为老康伸张正义，在针锋相对的时候，朱工头的老婆带着女儿出现，向法院递交了举报材料大义灭亲。老康以缓刑的方式变相宣告无罪。

就在老康劝我应该在赵灵和商惠芬之间做出选择时，这两个姑娘同时选择回到前任的身边，她们告诉我，这就是成年人的婚姻。

我们唏嘘，这无比充实却又没有任何结果的一年，成为成长道路上最波折的一道弯。

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令读者沉溺于我的小说的理由，看完自己归纳出的“内容概述”后我才恍然，原来长达10万多字的小说居然这么简单就被浓缩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品在面世后都是随缘的。

这个故事我尽量写得很欢快，尽管整个过程在身为半个当事人的我看来异常悲凉和心塞，有一种无比矛盾的心态。现在国内电影业很火，我的故事有难以解释地抱大腿的嫌疑，但事实却是，这部小说我从09年一直写到现在，中途更改过许多，包括人名。

原本很想把这部小说的类型选为“非虚构”，但后来斟酌了下，毕竟不完全真实，况且，我个人认为如果读者在拿到一本小说的时候首先看到“非虚构”三个字，会有负担，这种负担对于卖小说的来说很有利，但我不愿这么自私，所有的负担都在我离开学校后的这些年自我吞噬了，我只想留给读者一段笑声。把你们的欢乐建筑在我的痛苦之上，无妨请便。

我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我先天地认为，能够与我笔下的故事产生共鸣的永远是少数，虽然我们共同生活在若干庞大的城市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作为飘泊着的群体，我们永远是那荒凉的少数。写小说，是苦中做乐的自我安慰，生活同样如此，看了太多的正能量，是时候告诉自己，脚下的土地不是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