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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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本书拣选春秋战国的历史,注目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性格和社会结构。推断儒法国家产生的渊源与性质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本书为修订版,增添了一篇关于历史社会学学术脉络的解读。

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相比会有上述诸多不同?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将对帝制中国的政治特征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至西汉前叶(公元前206-前140年)是中国历史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本书的另一主要目的便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作出分析和解释。

赵鼎新,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1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社会学视角》、《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专著《天安门的力量》于200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

作品目录

载入中

热门划线

  1. 迈克尔·曼(Mann,1986:第5章)认为,一个帝国欲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从其臣民那里取得强制性合作(compulsory cooperation)。在他所论及的五种强制性合作中,最为精妙高明但又很少有哪个世界性大帝国在其统治实践中能够做到的,是所谓的“强制性普及(coerced diffusion)”,意即同质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帝国疆域内的精英层面上得以普及,即所谓:“率土之滨,万里同风;国域之内,万民同俗。”5 人
  2. 只要没有其他意识形态能代替儒家学说并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后来的任何一位帝国统治者,不论是中土之汉家,还是入主之外族,总会出于统治稳定性的需要而将帝国儒学捧为统治意识形态并寻求取得儒士群体的合作。5 人
  3. 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些战争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4 人
  4. 代议制政府往往发源于那些不需要调用巨大国内资源以应付战争的国家,而当一个国家不得不调集大量国内资源以赢得战争时,它就会向着军事科层制国家的方向发展。4 人
  5. 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却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支持,包括:有利于科学革命的政治环境、资本主义会计方法的出现,以及既有利于培养勇于担当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又有利于促进关键的集约型技术发明的激励机制的形成。4 人
  6. 与其他世界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3 人
  7. 在许多国家中,春秋—战国早期的战争事实上往往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了一个国家中贵族阶层的力量(比如晋国的情形就是如此)3 人
  8. 解释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充当解释的机制越是特殊,其解释力就越有可能受到某些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3 人
  9. 国家之间的战争愈是频繁且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那么战争就愈能有效地激发参战国家寻求变化以便在军事竞争中取胜。3 人
  10. 只有把“工具理性文化的战争驱动型崛起”这一社会机制与其他结构性条件和社会行动者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应更为具体的一些社会机制)结合起来,社会发展的轨迹才会变得更容易理解。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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