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岁末，22岁的我一如往常从华侨大学启程赶往地处北部的故乡绍城。下午3时将近，T170次列车满载旅客，徐徐驶出广州火车站，细长的身躯直捣北端。正是一月的寒风天，云层荡满天际，使得道路两旁的桦树林看上去俨然是着了一层阴暗的冷色调。一面面冻得皎如云月的脸庞，将车厢的内景勾画得很是凄凉。行李架上赫然堆砌的各种手拉箱和圆鼓鼓的帆布包裹，列车过道上、相邻车厢的链接处无不挤满的乘客，仿佛南征的士兵大捷归来的架势。我端坐在靠近车窗的位置，看着外面扑面而来又倏然消失的风景，可谓一身轻松。 三年过半的校园寄宿生活，令人怀念的黄金日子早已过去。正值就业大爆炸的光景，学生、各类就业团队和学校就业部门忙得不可开交。更渐成熟的学生打扮光鲜，身着正装，拿上精心制作的简历东奔西走。连就业广告都多得难以计数，铺天盖地。不久，四年级的宿舍变得有些空荡荡的，仿佛一夜大雪过后扫平的土壤。受这种乱糟糟的氛围所浸染，不免使我头昏脑胀。于是，我收拾行李，连夜购票，隔日离开。 我在大学修读的专业是通信工程。起初，父母把专业前景摆在首位——认定这专业和现代科技挂钩紧密，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也确实如此。我后来发现，却也同样使人觉得索然无味。高等数学，物理学，概率论，信号处理和通信原理，等等，这些必修科目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可是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又经常前去课堂，靠做笔记来打发时日。每次考试完毕，那些课堂做的笔记便会不知去向，脑袋的公式贮备被挤落一地，甚至，有些于我来说并不多见的任课老师姓名也渐渐洗净。那些优等学生感到惊讶不已，误以为我失忆了，睁大眼睛干巴巴地瞪着我说道：“讲课口齿不清的可是钟老师哩，那矮墩墩的王老师娶的是高他头皮一寸的舞蹈老师啦。”和他们走到一起，必然不敢谈及课内的任何东西。 在刚升入这所学校时，像所有充满激情的学生一样，我面试了八个部门（协会），经过一番努力，恰好录入通讯部。作为委员，任职一年。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