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这篇文章讲的是两位华人的人生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悲歌。采访分多次，总时长超10个小时，是我这段时间花了全部心血打磨的一篇作品，希望大家有耐心看完。为保护当事人不受打扰，本文部分人名与地点做模糊处理（有标识），除此以外，全文无一字虚构。 纽约孤侣 作者/康宸玮 2018年8月7日，在美国入狱的第二天，李叔（假姓，化名）把毛巾扯成细条，绑在脚踝，预防自己一会儿挣扎。生硬的三明治塞满嘴，他忍下喉咙里本能的反呕。保鲜膜和卫生纸被浸湿，一并紧贴在脸上。他生怕不保险，又顾不得恶心，决定再把垃圾桶扣到头上，刚被剃秃的头皮撞住桶底。随后卷起床单，也打开水龙头浸透，紧紧裹在垃圾桶外，终于把自己捂了个严严实实。他等待着窒息的那一刻。 后一天，一位女狱警来到陶姨（假姓，化名）的囚室，“你们进来时东西是放到一起的，你和Bob（李叔的英文名，化名）的物品应该分开。”陶姨同意了，走到寄存室筛选物品时，另一位男狱警拿起李叔的护照调头就走。陶姨起了疑心，问女狱警，为什么要拿走他的护照。女狱警回答，他自杀了。 陶姨慌了神，大声问她，“人还在吗！” “放心，抢救过来了。” “我要去看他！” “不可以。” “求你们帮我跟他带句话，他老婆还活着，他没权力死。” 陶姨这一天的日历上，是一格空白。 天亮后，陶姨还是见不到李叔。她心乱如麻，迫切地想给他一点鼓励。他们一起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不该在这里画上句号。陶姨并非比李叔乐观，她也不知道他们要在里面待多久，甚至还有没有机会出来。但是她只认一个理：他们是被冤枉的。 陶姨身穿白色的狱服，这个颜色代表着她是新来的。她还无法适应监狱里的生活，并不需受什么皮肉之苦，没有希望感就是最大的刑罚。为了防止自己忘掉时间，她拿起比手指还短的软毛笔，在监狱通知单背面，继续记下日历：9号换到了大房间。所谓大房间是50人的通铺。 她错过了这一天的早饭——早上六点响三次铃，若不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