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组织“中航”飞行员 驾机起义的回忆 陈达礼 图片: 陈达礼 1948年秋冬间，”中航”机航组陆续由上海迁往香港。员工到港后，领取的工资全部是港币，不受国民党法币贬值的影响，待遇比较优厚，所以生活过得也相当丰足。但是，“中航”的大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中国员工长期受美国人的欺压，其中副驾驶受到的欺压最严重。例如邓重煌，他在北飞起义前已飞行了6000多小时，早已具备正驾驶的条件，就是受美国人的刁难，压着不提升他，象邓重煌这种情况的副驾驶，在“中航”里为数不少。由于这种不公平的欺压行径所造成的愤怒情绪，长期埋藏在我们中国员工的心里，它是促使“中航”飞行员驾机起义回国的强大动力，都希望回到祖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办我国的民航事业。 1949年6月的一天，李培槐到我家来，和我商谈驾机起义回归的事情，我当即赞同这个行动，我们计划4架飞机利用台风袭击香港时（“中航”在港的飞机都到柳州躲避台风），由柳州驾机起义。约同年8月底，李培槐告诉我，北京来的中共代表吕明要见我，我随即告知邓重煌并请他一起前往（我和邓重煌固定在同一机组飞行约有两年之久，彼此十分了解），在预约的时间和地点，我、邓重煌、李培槐把吕明接到车上，随即到一冷饮店交谈。我对吕明说：我们在准备4架飞机飞回祖国。吕明说，等一等，我们要搞大的。 自从和吕明见面交谈后，我们便紧张地开展联系对象的工作。吕明经常到我家来（邓重煌、李培槐、郑家琼也常来），给我们介绍一些情况，了解我们的工作和给我们指示。一次我向他汇报已联系好的人员时，他对我说：张家骅在香港认识的人太多、太杂，以后不宜再跟他联系，以防起义的消息泄露出去（我跟张家骅联系时，他是答应参加北飞的。为了没有安排他北飞，张家骅一直在埋怨我，直至1959年夏，在一次交谈中我得知此情况后， 我将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他，这误会才消除）。在组织“中航” 飞行员北飞的整个过程中，我是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