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三岁开始记事开始，我从没有一个睡到太阳晒屁股，然后被妈妈掀被子叫起床的经历。每天早晨和报晓的公鸡一样按时上班的是村里的刘干部。 叫他刘干部是因为他一年到头穿着他那身和邮筒十分般配的绿色套装，脚踩一双绿色的胶鞋，背着一个绿色的邮包，正经的就像城里的干部。当然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城里的干部，只是猜测应该是像他这样。若是他再年轻再挺拔再精神一些，还会误以为是村里当兵的青年回村了。哦，事实上他也不是青年。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似乎在我三四岁到十八岁离开村子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变老。他像那个风雨无阻立在村口的那个邮筒一样，十多年来没有变过。甚至在我十八岁背着包走出村子时给我的微笑，都跟三岁开始的每个清晨在我家门口展露的一样。 他没结婚，可是长得却很老，脸部和手部暴露的皮肤由于常年的风吹日晒已经变得黝黑，粗糙，结实。他留着络腮胡，头发里夹杂着几片不安分的白色。但是他的笑容却那么蓬勃，比他的样貌足足年轻二十岁。他每天朝着他奔跑无数次的土路微笑着，朝烈日，狂风，甚至把他淋成落汤鸡的突如其来的暴雨，还有村口的大树，树上的鸟，树下的邮箱，还有每一家村民，和他们手里的信，当然最多的还是我妈妈。他的声音也是年轻的。他每天清晨会在日出的时候，从清晨第一缕阳光中闪亮登场，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我家院子，然后朝着在东伙房生火做饭的我妈喊道：“燕子，信来啦！”或者没信的时候他就喊：“燕子，寄信吗？”准时地让我怀疑严谨精准的时间为他的持之以恒开了小差。所以我从来都不需要闹钟。 我刚升到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夏日的早晨，刘干部像往常一样欢快地来找我妈——经过多年观察，我发现了刘干部欢快地来我家的真实意图：他看上我妈了。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爸进城了。 我妈说她跟我爸谈恋爱的时候我爸是个不正经的小混混。那个时候我妈上高中，还流行复读，我妈就和我爸相识在了复读班。我妈说，她那个时候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没有朋友，心情不好了就去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