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柏先生认识没多久，他从出版社寄给了我一个包裹。包装纸盒不大，里面放着一枚优盘和一封信。优盘是我大概两星期前寄给他的。另一封信是用看上去已经很古老的牛皮纸信封包起来的，黑色的钢笔墨迹沿着牛皮信封上纤细的纸丝向四周扩散，封面上有我的名字：向先生。这三个字既分散又腾空，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哪个已经灭亡的文明留下的未被破解的符号呢。好在我看得仔细，再加上点小智慧，不成问题。接着，我将信封沿着边裁剪开来，取出里面的信。果然不出我所料，字依旧很割裂，很飞扬，看来我还要继续运用我的智慧加以分析。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向先生，就您最新的作品，我诚恳邀请您明日进行商讨。时间：下午两点。地点：雍和宫。这就是我在大概四百字左右的信中提取出的最有价值的三个信息。我把信又塞回了信封。信封的后面在右上角贴了一个生肖龙的五角邮票，邮票的边缘与纸上的黑线齐平。看来，这柏先生还是个有心思的人。 我从未与他见过面。他是出版社的人，具体是编辑部的还是出版部的，我不知道。如果我没猜错得话，他应该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喜欢穿宽松棉麻衫，以此来遮住中年发福的肚子。他从不用“您”，或者“请”的字眼。他想亲近我，但我总故意与他保持距离。有时，他像智者一般讲话，没用什么晦涩难懂的哲学用词就能让人醍醐灌顶。但我绝不会表现出来看似已经大彻大悟的情感，一般我会以沉默予以答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的表达方式。虽说我们总是单方面交流，但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从不拖延交稿日期，他也从不催我。他不干涉我文稿的内容，就算与出版社交涉的内容不符，他也会尽力帮我争取机会。这次要讨论的文稿是我最新的小说。这部小说没有名字。我花了比创作小说更长的时间想它的名字。当我排除了所有适合它的名字后，我宣告这部小说没有名字。没有名字的小说理所当然就不能被刊登，不能被读者看见。难道给一个小说取个名字就这么难吗？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前的小说，大都以故事的主人公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