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又去种树啊，这周种几棵？” 十年间，每当周五下午我带着小铁锨骑着自行车出校门时，这已经成了同事们和我最惯常的打招呼方式。由于城市规划，高校的很多校区都已经搬到了近郊，只要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只要我没出差，我几乎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骑车去学校十来公里外的一片乡间开阔地种树，种几棵，完全取决于我那周的教学情况。 邹树人，这是我十八岁给自己改的名字，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开玩笑叫我“迅哥儿”，但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名字的初衷和周先生没有一点关系，它的全部含义就是它的字面意思，年轻的时候真生猛，就敢把自己全部的“野心”都写在了名字里。 后来慢慢年纪大了，大家都开始管我叫“树人”，再大一些就成了“老树”。现在回想，这一切都是从十年前开始悄然改变的。我那时候三十四岁，在大学里教思政课刚七年，年轻气盛，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做一些对得起自己名字的大事。 第一年教书的时候，我完全没去想过什么是教育，真的就只是教书而已，完成学校给我的教学安排，学期末的时候争取让我的学生都能拿到必修课的学分。在这之中，我和学生产生联系和作用了吗，或者说，我教育了吗，他们受到教育了吗。如果没有，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没有，是否在这个时代机器也可以比我做得更好。 所以从第三年开始，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教育，如何真正完成教育的过程，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之后发生一点点变化。这个过程不应该是我去控制他们，改变他们，而是通过更丰富的形式，让他们自己探索到自己的未知领域。我真的通过把生活中的例子放到《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论中去讲，而让一些年轻人爱上了哲学，虽然这些是我教学安排之外的东西。我开始时而听到这样的反馈，“邹老师，原来那事儿挺有意思的”，“邹老师，我以前从没想过我还能干这个”。我知道，我开始和他们产生联系了。 到了第五年的时候，有一件事对我打击特别大。我一个很喜欢读历史，每周都要和我交流心得的学生，跳楼了。后来从她的衣兜里翻出过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