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站在窗前，目送柯尔特挥舞着雨伞从公寓楼的门洞跑出去，笨拙地绕过那只锈红色的消防栓时，我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的那件事是如何结束的。自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而当我从回忆中清醒过来，他已经绕过街角，消失在环城西路的浓雾里了。 我没有想到柯尔特会选择这样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来拜访我。十月中旬，纽约已经显露出一些冬天的迹象；城市边缘的街道上蒙着一层萧杀的气氛，但平日里仍能看到不少穿单层夹克衫的年轻人，拖着四处乱窜的滑板，和同一条路上的厚重棉服擦肩而过。从临街的窗户望出去，环城西路浸没在浓重的水雾里，正向南北两侧安静地延伸。这样的天气总会让人有些反应迟钝。因此在打开门后，我愣住了很长时间，看着眼前的这个穿着旧风衣的人从容地将雨伞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乔，”他用蹩脚的中文喊出了我的姓氏，听不出任何热情，“还记得我吗？” 格林医生的儿子——我几乎马上认出了他。他叫什么来着？当我闪开身子，让他拖着湿漉漉的皮鞋走进屋里时，那个名字忽然从记忆里浮现出来，“柯尔特！——老天，你没怎么变……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很多年了吧。”他心不在焉地说。 从进门时起，柯尔特就开始四面张望，却终于没有为那把雨伞找到一个妥当的位置，只好将它扔在地板上。这时我才发现他竟真的没怎么变：干瘦的身材，老鼠般的小眼睛；尤其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家人——都与他年轻时一般不二。 “十几年。也许有二十年。”我请他坐下，在水壶里倒上父亲的茶叶，“我早就想去看看你。” “得了吧。”他说，“我们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如果你想，早就找到我了。” “得了吧。”我记得在我们从大陆西岸迁到东岸的路上，父亲几乎总是用这句话反对我提出的任何建议。然后他会烦躁地摆摆手，说“去问问还有多远到城里”，或者“去那边的便利店买瓶啤酒”。 我的父亲是个华人。据他后来的讲述，他是在中国长大的，他在那里出生、识字、接受教育，因而承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