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陈台生。” “年龄？” “三十二。” “撞死了个人对吧。” 做笔录的公安坐在我对面，布满血丝的黄浊眼球微微转动，带着探究意味的眼神看我。我低着头，一周没洗的头发打成绺儿的垂落在额前，和人一样颓败。 “对。” “撞死就撞死了…”公安挠了挠半秃的头顶，嗓子大概是因为常年抽烟而有些劈了，像没有润滑的老旧机器、粗嘎的炸在我耳朵里，“但你在关渡撞死的人，为什么要来高雄自首？” 我下意识舔了舔口腔里唯一一颗劣质假牙，粗糙的钢丝磨损着我柔软舌面。窗外正下着一场八月的雨，呼吸之间铁锈味频繁出现，镜片起了一层雾。 一个微笑以后，我朝他伸出了指尖焦黄的手。 “sir，来根Seven stars吧。” 1 我被叔公从局子里保出来的时候，天上下了很大的雨，很大，就像我的悲哀。 在把拉货的卡车卖掉以前，我一直住在关渡。 关渡在台北的西北端，是淡水河与基隆河的交汇处，这里的人过着廉价且平凡的生活，眼球像迪厅里掉闸的灯球一样忽闪，年复一年经受季风天的闷热与潮湿。 观音山慈悲的注视着匆匆来又去。 叔公说我进去以后，大家的生活变化很大，听说连城中村都装起铁怪物似的机器了，用了它就能和台湾海峡对面的人说上话。我笑笑，接不上他的话茬。 我们在北投的路边摊上叫了两碗碱水面，在近乎野兽咆哮的呼噜声里，我的肺变得沉重，随着一辆嗡鸣的火车开过，每走一步就掉落一截记忆的铁轨。突然，叔公从藏青哔叽中山装的胸口袋子里，捏出一张皱巴的油纸。 “记我个电话吧，死囝仔。有事儿打给我。” 我端详着他别着的原子笔，才意识到，我进去以后恍惚真的过去许多年了。 席间啦咧起政局总是那几句车轱辘话，惟有家常还能让我感觉到与世界之间的脐带仍未被剪断。谈及数年前丽人发廊里把的七仔，如今已嫁作人妇；家里灵位旁的瓷观音像，摔坏了也没人补。 “妹仔，这桌再加两碗蟹酱，挂在我账上。” 叔公招呼了一句，转头看我讪讪地笑，轻轻在我头顶拍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