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IGC的内容缩放 ——作者、读者与文本关系的数字化重构 一、从文本数字化到内容数字化 数字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的读写方式，链接作者与读者的媒介也经历着从实体书向电子书、从纸张向屏幕、从电脑向移动端的转变，这对于出版行业的数字化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媒介传播途径的变更带来了新的读写方式与习惯的形成，进而决定了读写内容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以新闻报道为例，同一新闻报道为适应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思考方式，在同一媒体的不同偏好的阅读平台上会拟写样式与风格各异的标题和引导语，[2]以吸引更多的受众。这足以证明，文本内容越来越成为数字化阅读当中的核心要素，相较于数字化作为一种纯粹技术手段而营造出的那些震惊体验来说，读者对数字文本内容的期待值正在逐渐提升。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仍然有一部分内容是未被数字化所改变的。当我们以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3]的方式将书籍视作一种连接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媒介时就会发现，那种“跨文本，文本与读者间，读者群体内以及学术圈内”的互动方式本身其实并未被数字化的技术所改变，而是延续了纸质书时代的那种互动传统。从这一角度来看，即便是对电子书来说，它的“书籍性”的内涵也仍然和纸质书的“书籍性”内涵并无二致。为此，菲茨帕特里克借用了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的所谓 “书籍的暴政”来说明文本的“书籍性”是如何被那种印刷时代所形成的传统所支配的。以学术写作为例，便可以分析其中的重要原因，“当今学术交流中占主导地位的印刷形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许多这些动机和互动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不可见了；文本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或者，当我们更深入地考虑它们时，它们就是印刷要求它们的样子。”[4] 这便对数字化技术在文本内容改变方面的需求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挑战。 显然，这种“书籍性”的传统似乎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