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瓦白炽灯尖锐冰冷的光芒一落到铁轨上，立刻萎靡得像融化的雪。两道铁轨，宛如两条纤细的触须，从火车站巨大的壳里伸出去，在茫茫的夜色里蜿蜿蜒蜒地探着路。火车敞开了许多嘴巴，漫不经心地数着游客。 姚楠不时地向站台张望几眼。隔着浑浊的玻璃，她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穿深蓝色制服，戴大盖帽的管理员正站在一个高而圆的木台上，一只手举着一个小喇叭，另一只手不停挥动着一面黄色的小旗帜。当然，姚楠看不到他藏在大盖帽宽大帽檐下的脸孔，但她暗暗佩服他的耐性。换做是她自己，她怕她会忽然发疯，把手里的旗杆向那一大群游鱼般连绵不绝的头颅没头没脑地劈将下去。 人群还在不断地涌上站台。人群像被倒入大锅中不停翻搅的沥青一样，面孔和身体都被打散了，凝成了黑棕色的一坨。进站时，姚楠知道单凭自己绝无可能在汹涌的人流里把她的大行李箱拖上车，便雇了个车站里的搬运工。不料那貌似忠厚老实的年轻工人竟坐地起价，非收她一百块不可。她是个心疼钱的人。“一百块都可以去补张卧铺了！”上车之前，这样的念头在她脑中已经盘旋了好一会儿。然而此刻，当她在稳稳地坐在车内的座位上时，她不能不感到自己多花的一百块实在是值得。那个搬运工人可以走特别通道，这等于是给了她一个先于其他乘客上车的机会。不然的话，她此刻说不定也正在窗外的人群里挣扎呢。她以前看到过一句话，记不得是谁说的了，大意是，一个人的牺牲是个悲剧，而一百万人的牺牲只是个统计数字。一点没错，姚楠默默地寻思，在铁路公司那座颇为气派的总部大厦内，肯定有那么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一个她永远不会见到的职员终日俯首其上，做着汇总旅客人数的工作。而她也不过是“统计数字”之一。 再有三个月，姚楠到北京就整整满五年了。五年来她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亲戚开的私立中学当了一年美术教师； 后来经别人怂恿，辞职去卖保险，只做了一个星期便不告而别 －她实在忍受不了那种疯狂；在三里屯的西餐厅端过盘子；在七九八的画廊里卖过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