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城的年总是过得格外长。年前的分岁酒，正月里的新年酒，从农历十二月二十几到正月初，每户人家几乎是整日都不得闲。待我有空回村子里看一看祖母时，已经是正月初七的下午了。这些年村子的变化非常大，新修的柏油马路，新建的城市书房，村委会围墙上印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红亮丽。父亲和大伯也在商量着，要把家里的落地房拆了重建成小别墅，以后老了还能回来舒适地养老。 我和祖母兴奋地提起这件事，祖母却摇了摇头，说是建不了。 “为什么不能建？” “别的人家倒是都有意向建，可哑巴家夹在中间，一堵墙连着我们家，另一堵连着别人家，他家不肯建，你怎么拆？”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见哑巴这个名字，或者说自从我离开这个村子，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用哑巴来代替某人的名字了。我至今不清楚哑巴是怎样成为哑巴的，只知道自我认得哑巴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也未曾学过手语，跟村子里人说话时，总是一边咿咿呀呀，一边比划着什么。 但不能说话，并未妨碍哑巴些什么，至少在小时候的我看来是这样的。附近几户人家的大人忙的时候，若是看见哑巴无事做，都会将自己的小孩交给他，由他带着玩。我也曾被哑巴抱在怀里，走街串巷，偶尔还会给我买上一颗糖。 大人们茶余饭后，说些闲事时，也从未因为哑巴不会说话而落下他，反而总会喊上他一起。偶尔哑巴知道些什么的时候，也会卖力地比划一番，人群中一定会有人能知晓哑巴的意思，并迅速告诉大家。他也跟别的男人一样，随地吐痰，在路边解手，津津有味地听别人家的家长里短，闲的时候去街边的小店里赌上几把。在这个村子里，哑巴或许真的只是他的名字，而不是他的疾病。 哑巴真正的疾病，是贫穷。 从我家的房子开始算起，总共有五六户人家的房子并排连在一起。每户人家之间都有一堵小矮墙作为界限。但这界限或许也称不上是墙，仔细算来，也不过三十多公分，小孩子轻轻一跳，也能跃过。因此，小时候的我和附近的小孩子相当于拥有了所有人家的院子。我们喜欢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