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我的名字叫红》（2016新版）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发表获奖感言时，深入浅出地从自身的写作历程上阐释了自己作品的价值理念。在他的童年里，父亲的图书室赋给他一种离析之后又整合的灵感。图书室是分离的，一端是伊斯坦布尔的书，字里有许多温情脉脉的时刻，而另一面则全是世界文学的书，大多数都是西方的，是外来者。世界文学的中心，土耳其不在其中，而帕慕克所做的，就如同他的父亲，像是劈成两半的子爵，靠着读世界文学逃离现实世界，在另一个异质的世界中寻求启发和安慰。 在童年和青年岁月里，他在不同的世界中寻找逃避自身文化的工具，因为土耳其人对自身的文化感到如此失落。和中国人的近代历史共同体记忆有类似之处，曾经的奥斯曼帝国是雄浑、庄重、饱满的，后来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却逐渐走向衰落，这是作为屈辱感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民族主义情绪得以生长的历史温床，成为数十年来政治动荡的重要来源。如今的土耳其，夹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路口无所适从，人们在推进现代化、政教分离、积极加入欧盟的过程中面对着欧洲的不接纳和不适应，一方面又在缅怀自身过去的历史，焦虑着身份认同的逐渐模糊和丢失。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近来就有推出一篇学者型观点文章，名叫“伊斯兰国家民主转型初探”，对政局多变的土耳其做了怀疑性的预估，作者在文中认为，伊斯兰国家的民主转型或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维度，就如同原基督教国家宗教改革、政教分离、贵族权力下放、自由民主化所经历的那般漫长一样，那些基督徒在临终之前引用《圣经》里的话，对自己一身为自由民主奋战作了了结——这场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今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而且，作者在文中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质疑，是否所有的国家，包括伊斯兰国家，都会向着终极的自由民主制度演变？我们的预估是不是出现了错误？有趣的是，在这个观点上，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教授，也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