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那一年，我刚考上大学，爸妈摆了几桌升学宴，收了点随礼红包。酒席过后，爸妈就开始吵架，对于他们吵架，我早已习惯了，除了因为钱就是因为钱。 “咱家房子要卖了，要搬到很远的郊区。”升学宴之后第二天的一早，妈妈用沙哑的嗓子和我说，面无颜色，头顶又多了些白发，脸上的皱纹比前一天好像更多了些。我也不知道很远有多远，但我知道爸妈卖房就是因为家里没钱了，刚考上大学的我还要交一笔学费，“爱搬哪搬哪，反正我早晚也要离开。”我心里恨恨地想。 ＊1 家里的生活条件从我上初三开始就每况愈下。那一年是1997年，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然而这种国家欢庆的喜事对于初中三年级的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影响我们的，是爸妈在那一年同时被“停薪留职”了。爸爸所在的化工厂严重亏损，妈妈在的纺织厂宣布破产。后来的我才知道，当时的“停薪留职”就是表示下岗了，因为国家上任了一位以严厉管理而闻名的朱总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整顿位于东三省的国有企业。 我家就是在东三省最著名的重工业城市，我们住的小区是化工厂的家属楼。在那个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一片红砖堆砌的楼房屹立在周围的平房中间格外地显眼。爷爷是化工厂的老人，他退休以后我爸接了他的班，而单位分的房子自然就属于了我爷爷家唯一的儿子——我爸。因而，当时我妈嫁给我爸时，除了我爷爷给的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黑白电视外，我妈还有幸和我爸住上了新楼房。当爷爷想让我爸妈再生一个弟弟的时候，国家已经施行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我，也就幸运地独享了爸妈对我的爱。 我爸是厂里的车间主任，每次出差回来，就会给我和妈妈带回来好多礼物。爸妈曾一起经历了上山下乡以及文化大革命，就算到了现在，她还会和我念叨着当年爸爸追求她的场景。记得那年，我爸从北京给我妈买带回来一件裘皮大衣，棕红色的大衣毛摸起来很扎手，但是在东北的冬天穿起来却非常的保暖，也把妈妈显得格外的时髦。他自己带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