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1. 那一年，我在北京城以北二十多公里的山麓间租了一座小院子。院子不大，三间平房，房前拾掇着几畦菜田。这是村民张丰年的，他发了些财，就带着老婆孩子搬进了城八区。我那时正发着采菊南山悠然自得的神经，一拍脑门就租了。常有人歌颂男耕女织的淳朴浪漫。可我既无妇人为我织布，犁完半个院子更是累的腰酸背疼头脑发花。浪漫主义的背后原来还有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不知道文人骚客们到底有没有体会过农耕的辛苦，净瞎写。 院子在我手里算是废了。菜田长出野草，蜷居在这里的我也仿佛是无人问津的石头，寂寞难耐。我开始怀念起城市里拥挤的交通和总是闹嚷的人群。大概是六月底的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进城找到张丰年商量退租。丰年大哥笑嘻嘻把我迎进门，拉了会儿家常，喋喋不休的念叨以前独门独院的好处。我乘机说要不还是他接回去，周末去那边小住。丰年大哥摇着头钻进里屋不到三秒，就拿出那份按着红手印的合同，十分遗憾的说：“唉，我也想呀，可是不行呀，咱俩签了合同！”原来这里等着我呢。白纸黑字，我也只好讪讪作罢。 从丰年大哥家出来路过一个花卉市场，一位摊主大姐拉着我热心的开始介绍。我抹不开脸，心想买点花去院子里栽种也可抚慰我将老死山野间的凄苦心境。大概卖花才是世间真正浪漫的职业。街边小贩吆喝，要碟吗要碟吗？而大姐喊的是，卖花啰！卖花啰！如果大姐再年轻一半年纪，叫卖声中再揉进几分娇憨之意，那就真值得细细咂摸。什么，我是来买花的。好吧。无奈囊中羞涩，只好迎着大姐晴转多云的脸买了两盆最便宜的蔷薇。临走时还在花市门口捡了一棵快蔫死的小树苗。后来，蔷薇死在了盛夏的日光曝晒中，只剩那棵树还蔫蔫的活着。 猪皮良来探望我时，我才知道这是一棵桃树。猪皮良是个游手好闲的富二代，长着一身白花花的懒肉，因此得名猪皮。他虽是个二代，人却憨直得可爱。那天我俩在院中对酒当歌，讨论人生几何。一直喝到繁星满天，舌头都撸不直。他要去撒尿，走到那棵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