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牧师的地下室把牠买回来那天，是个风天，我顶着风走，飞沙撞得脸生疼。 牠身上盖着一条褪色严重的黑床单，牧师蹲下身，把床单的四个角小心地撩到牠头上，叠好后双手端下来。地下室灯泡的光从头顶曝下来，牠的眼窝和鼻底像是幽深的黑洞。一颗活骷髅头。 牠的身高是标配的一百八十公分，蓝色工人布西装，原先大概是三十岁的脸庞，放在人类中已是美男，但左边的眼睛和眉毛整个被削去半块，露着氧化了的黑色金属，右边嘴角有一道弯弯的疤痕，快要飞到耳朵去了，明显是修复肌肤时凝胶处理不当——最蹩脚的实习医生恐怕都做不出这样的活儿。 不错了已经，牧师右手把玩着那只铜制的古旧打火机，见我犹豫时说，你要得急，今年退休的机器人，瞧见没有，全城就这么一个，合适！我别无选择，一边仔细验货，一边觉得疑惑，明明是机器贩子，怎么会得了个牧师的雅号？叮叮，牧师用打火机敲敲牠胳膊上一块新补丁，小毛病都给你处理好了，退休金的事你一定办咯，牠要闹起来，你，我，咱俩全完。我点点头，心说不给你添麻烦。 我出生在北京，在我的世代，城市早就不同于史书上的记载，是文明的圆心。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经历了充分的竞争后，社会资本和工厂逐渐集中到几个大城市，北京成了一座巨型工厂，首都职能都迁去了农村。城市的富人敛够了财，跑到乡下，扮成农民，在林间，在水边，终日沉思艺术和哲学，他们用的卫生纸上都印满哲言。真正的农民则被打发进城，如今的城市只意味着一件事情——劳作。固然所有人都有劳作的义务，但不是谁都可以像农村富豪那样，随手就能买个机器人来代替自己。 到农村去，像他们一样建设自己的精神大厦，工间休息和晚上画画时，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我已经二十岁了，工龄已满十年，具备了报考小村美院——亚洲最高级别的艺术殿堂——的资格。所以，我需要牠做我的替身，代我完成每天的活计，这样我就可以一心钻研绘画，为半年后的考试做好准备。城市劳工要摆脱厄运，只有这一次机会。 牠今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