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苔，今年六十四岁，从县邮局退休九年了。 前一天，局里的小年轻给我打电话，说老邮局的楼明天要拆，死信柜的钥匙一直在我手里，让我过去一趟。新盖的分拣中心在开发区，全是机器传送带，不用人再戴着手套，一封封地分信、盖邮戳了。这时代，可是越来越好了。 我揣着那串铜钥匙去了老邮局。我觉得退休生活真不错，一句话，钱够花，觉够睡，想干啥就干啥。这些年，除了和退了休的同事们偶尔联系一下，和这个老邮局还真没什么交集。 楼里的墙皮掉了不少，墙根长了一层绿苔藓，潮乎乎的。死信柜在分拣大厅最靠北的墙角，三个军绿色的铁皮柜，十二个格子，每个都挂着铜锁。我管这个柜子管了三十年，每年清一次死信：地址不对的退回去，找不到人的登记造册，超过一年没人领的，就送去造纸厂化浆。 只有最里面那个格子，我锁了四十六年，从来没开过，也没登过清册。没想到，今天又让我想起了过去。 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三次才打开。拉开柜门，一股旧纸的霉味涌出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牛皮纸信封，用细麻绳捆着，是我当年用铅笔编的号，从001到047。最底下压着个厚信封，印着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字抬头。 我父亲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就送去了劳改农场，到 1977 年回来，整整二十年，中间只回过三次家，他第一次回家那年，母亲就怀上了我。我记事起，母亲就总跟我讲父亲被批斗的事，说他因为几页写满字的稿纸，被人按在台上，头发被揪掉一撮，嘴角淌着血。 那时候我总偷偷写东西，写在我父亲剩下的旧稿纸背面。我母亲看见过，没夸我，只说，字落在纸上，就有了把柄。从那以后，我写满字的稿纸，从来不敢在桌上过夜，睡前都塞到炕洞的砖缝里。 我和周建斌是县中学的同学，一条巷子长大的。我作文写得好，老师总在班里念；他数学好，多难的题都能算出来。班里同学大多躲着我，只有周建斌不，总偷偷给我带馒头，把他的复习资料匀给我，有人骂我，他也会站出来护着我。 1977 年入秋，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