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深秋，皖北平原上刮起了第一场北风。胡家三小子出生那天，院子里的老槐树掉光了最后一片叶子。接生婆把孩子从屋里抱出来，胡老爹接过去一看，白白胖胖，哭声震天，他咧嘴一笑：“这小子，将来准是个闹腾的。” 大姐胡雨燕那年七岁，趴在床边捏着弟弟的脸蛋：“三儿长得像我。”二哥胡建设四岁，站在地上踮着脚尖看了一会儿，忽然冒出一句：“他好丑。”这话后来被胡飞飞记了十几年。 那年月，皖北农村的日子正慢慢缓过劲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搞了好几年，家家户户分了地，粮食够吃了，但手里还是不宽裕。胡家住的还是泥瓦房，墙上糊的麦秸泥，屋顶铺的灰瓦，一到夏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盆盆罐罐摆一地。村子里已经开始有人家盖红砖瓦房了，谁家要是盖了新房，整个村的人都得去看热闹，啧啧称赞好几天。 胡飞飞的童年，就是在泥瓦房和红砖房的过渡期里撒着欢儿长大的。 八岁那年秋天，他背着大姐用过的旧书包去上学。书包是军绿色的，打了两个补丁，里面装着一个铁皮文具盒，盒盖上印的乘法口诀早就磨花了。学校在村东头，一排土墙瓦房，两间教室，两个老师。老师一个姓马，一个姓李，都是本村人，初中毕业，一边教书一边种地。农忙时节，上午还站在讲台上拿着教鞭敲黑板，下午就光着膀子在田里割麦子，晒得跟黑泥鳅似的。 一年级的教室里有二十几个孩子，桌子是长条木板搭在土墩上的，板凳自己从家带。胡飞飞带的是个小马扎，坐在上面晃晃悠悠，一刻也闲不住。马老师教语文，第一天上课就让全班抄“a、o、e”。胡飞飞抄了半页纸就不耐烦了，扭头跟后面的二蛋说话。二蛋是他光腚一起长大的发小，大名张建国，生得虎头虎脑，两个人凑一块儿，那就是一个移动的祸害。 “三儿，放学去掏鸟窝不？”二蛋小声问。 “叫飞哥。”胡飞飞一本正经地纠正。 二蛋翻了个白眼：“凭啥？” “因为我会飞。” 二蛋信了。很多年以后他回忆起来，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小时候太单纯。 下午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