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本册为书中第二章。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战争过后，他们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日本的昭和时代充满了激变，国家在战前一步步迈向战时体制，在战时树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在战后初期饱受饥饿与贫困之苦，然后迎来奇迹般的经济复兴。那是日本遭遇挫败又重新奋起的时代。 日本大学教授古川隆久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外交、大众文化的广泛视角，遵循战前、战时、战后的时间维度，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带领读者轻松俯瞰昭和时代的历史全貌。昭和是尚未完结的过去，它留下的遗产至今仍然保持着影响力。这是一部权威学者将昭和激荡的64年尽收其中的“决定版”。 古川隆久，196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1986年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日本史专业毕业，1992年从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专攻日本近现代史。2011年，凭借《昭和天皇》，荣获三得利学艺奖。

要掌握现代艺术的游戏规则，你需要知道些什么？——涵括近百位艺术家及其代表作，梳理二十多个现代艺术流派的渊源流变，勾勒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这一百五十年来艺术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到了今天，一件看似五岁小孩也能捣鼓出来的东西，居然会是艺术史上的旷世之作？ 这是艺术吗 ？这必须是艺术！——马列维奇的黑色正方形，蒙德里安的彩色格子，杜尚的小便池… 艺术不再必须与美有关，它更多地关乎理念。那些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艺术流派，在揭开了其中的奥秘之后，实际上简单得惊人，但又绝妙乃至伟大。 如果我们还能从一百五十多年前莫奈的《日出》、梵高的《星空》中，依稀辨认出艺术“原来”的模样，那么，一百五十年后安迪·沃霍尔的金汤宝罐头、达米恩·赫斯特的腌制鲨鱼，还有翠西·艾敏乱糟糟的床，足以让我们看到艺术的其他可能。回顾现代艺术一个半世纪的反叛之路，我们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如何变得愈发反叛、大胆、混乱。这背后，是艺术家对“何为艺术”的无尽追问，是他们对周遭世界的回应与抵抗。现代艺术的故事仍在继续，也许永远不会完成。 威尔·贡培兹（Will Gompertz），1965年生，一个会说“单口相声”的艺术评论家，曾被纽约《创意》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50位思想家之一。贡培兹在泰特美术馆担任媒体主管达七年之久，并在BBC的邀请下，担任新成立的艺术频道的第一位主编。他二十多年来笔耕不辍 ，为《泰晤士报》和《卫报》撰写了很多艺术评论，并担任知名艺术批评网站 culturecritic.co.uk 的总编辑，也是英国众多前沿艺术机构的专业顾问。

太平天国历时十年，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作者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极少计算后果，而这是否就是历史的大苦痛？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人们并不陌生，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史景迁并无意于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而是想通过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历史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为逻辑。 本书原译名《“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此处为“理想国”推出的全新中文译本，配以大量珍贵插图，引领读者自海外史学家史景迁的笔下深入探察：从拜上帝教到太平天国，十余年间风云际会的历史钩沉。 “他在其中每一个世纪都选择了一、两个专门题目，写出生动的叙事（narrative）长篇，从正面或侧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是史学家的真本领，也是史学的最后归宿。就我阅览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迁一人具有这一特殊的本领。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不但史学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学的造诣也超出侪辈。” ——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 余英时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中央苏区史，在中共党史中是一段“别样的经历”。中共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 黄道炫：男，1966年生，江西赣州人。副研究员。1986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系，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雷蒙·阿隆（1905-1983），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知识分子的鸦片》、《政治研究》、《阶级斗争》等。

《中国近代史》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全书写于1938年，从鸦片战争始，终于抗日战争，将中国近百年的史事浓缩在短短不到十万字里，主题鲜明，史论兼具。书中对鸦片战争、天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均有条分缕析的解读，多有新意；对于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历史人物也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本次特别收录《琦善与鸦片战争》《李鸿章》等七篇散论，有助我们更加全面读懂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百年史。 蒋廷黻，（1895－1965），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代表作《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

本书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历史画卷。 罗威廉（William T.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代表作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本书从朝鲜的视角出发，复盘19世纪错综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一部填补空白的历史佳作。 ■这是一部关于小国朝鲜如何在大国博弈、派系斗争中巧妙权衡、险中求生的历史。 保卫儒家文明，还是实现近代化？继续做清国的藩属国，还是实现独立？走日本路线，还是学习西方？ 在矛盾和利益交织的过程中，“苦闷”“屈辱”“愤怒”“抗争”共同组成了近代朝鲜的历史主题。 ■在日韩国人 / 朝鲜近代史研究第一人 / 千叶大学教授 作者赵景达的多重身份为其研究朝鲜近代史、日朝关系史提供了更为深刻和理性的视角。 ■以往国内读者接触朝鲜历史，大多以中国为中心视角，将朝鲜视为中日近代史上的配角。 此次引进《近代朝鲜与日本》，可以厘清近代三国的复杂关系，纠正以往的错误认知，补足单一视角下的缺漏，以全新的视角重塑东亚三国近代史。 19世纪末，为打开“隐士之国”朝鲜的大门，欧美列强轮番侵扰，主政的大院君坚决攘夷，拒绝通商传教，树立斥和碑，告诫子民“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 然而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率先与朝鲜缔结不平等条约。此后，朝鲜陆续与欧美列强及清国签订条约，朝鲜半岛沦为各国势力的角逐场：日本计划吞并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大陆；清国希望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将朝鲜作为抵御侵略的防波堤；美国希望完全打开朝鲜国门，获取贸易利益；俄国希望在朝鲜扶植势力，牵制日、美、英三国…… 在各国势力面前，小国朝鲜的命运如风前灯火。为了延续国祚，保全儒家文明，朝鲜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赵景达 在日韩国人，1954年生于东京都，1986年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现为千叶大学文学部教授，专业是朝鲜近代史、近代日朝比较思想史，代表著作有《异端的民众反叛》、《朝鲜民众运动的展开》、《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编著有《亚洲的国民国家构想》（共同编著）、《从比较史看近世日本》（共同编著）、《殖民地朝鲜》、《近代日朝关系史》等。

在以往的盛宣怀研究中，他所从事的以洋务建设为主体的实业活动，被广泛视为其事功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其得以跻身历史舞台的根本；而在盛宣怀一生事业中占有很大比重的赈灾活动，则向来未受学界重视。实际上，赈务不仅对盛宣怀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而且与其洋务活动形成了极为复杂的交织，并对盛宣怀一生中诸多关键时刻产生了极大影响。 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考察洋务与赈务在盛宣怀事业生涯中的互动关系，来重新理解盛宣怀在晚清约四十年时间里的成长历程，进而反思如何认识历史人物及其生活时代的特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盛宣怀能够何以成为盛宣怀，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的著名教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盛宣怀是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他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朱浒，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史所所长。兼任《清史研究》《河北学刊》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灾荒史、晚清史。代表作为《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另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