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在台湾朋友家受到的“文化冲击” 我对双语的执着，其实源于羡慕和一丝嫉妒。 大学时期，我去一个台湾朋友家做客，受到了不小的文化冲击。朋友一进客厅，就非常自然地和父母用中文交谈。然后一看到我，又像是按下了什么开关一样，切换成一口流利的韩语。对他们来说，这就像呼吸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日常。 目睹那一幕的瞬间，我突然“醒悟”了。为了背一个英语单词而把本子写得密密麻麻，为了记一个日语汉字而熬夜的那些过去的努力，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闪过。学外语是多么枯燥而艰辛的事情，可那家伙却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份羡慕，不久便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总有一天，我也要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白捡’的环境”。 在图书馆里寻找出路 十几年后，我成了一位父亲。为了让那颗种子发芽，我几乎住在了图书馆的语言学专区。我最大的项目就是“双语育儿”，为了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我饥不择食地借阅了所有能找到的书。 从芭芭拉·A·鲍尔的《双语孩子的挑战》，到阿尔伯特·科斯塔的《语言的大脑科学》，再到肯德尔·金的《如何将孩子培养成精通两种语言的人》。在啃完无数本书后，我领悟到了惊人的事实。地球上，能说两种以上语言的双语者(bilingual)远比只会说一种语言的单语者(monolingual)要多得多。双语并非一种特殊的才能，而是一种只要环境允许，就极其自然的人类能力。 在无数本厚厚的学术著作中，贯穿着一条有如武侠小说秘籍般的真理。那就是**OPOL（一个家长，一种语言）**策略。 这个名字本身就非常直观，不是吗？“一个家长，负责一种语言”。规则很简单，爸爸只用A语言，妈妈只用B语言和孩子说话。据说这样一来，孩子的脑海中就会自然地生成两个“语言文件夹”。这是一个简单到近乎“粗暴”，却又最确实有效的方法。 我野心勃勃的计划，与尴尬的现实 计划制定好了。我负责日语，妻子负责韩语。我选择日语，一是因为我的口语能力最好，二来也确实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