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硕儒 回忆总伴着缕缕惆怅，哪管岁月激扬、世事通达，当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时的蜿蜒小路，也不禁会慨叹连连，这或许就是人们“追忆似水年华”时兴叹迭起的缘由，也是近年来，每每夜深人静朝柱和我通话时屡屡流露的岁月催人的脉息所在。 我们常常掐指计算，论年月，我们已经相识相交23年了。那时，我们正当壮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学艺术界无不想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解构传统解构观念，于是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观念重塑审美的风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朝柱认识了。先是编辑赵燕玲拿来了他的《李大钊》和《土肥原贤二》两部厚厚的书稿，说她以为书稿不错，颇有历史价值。于是我抓紧审读，读后以为，作为堪与英国大间谍劳伦斯媲美的土肥原，无论其谋略、奸诈、野心、阴毒及至他在直奉战争、谋杀李大钊、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变、策动溥仪出关、筹建伪满洲国、策反汪精卫等事件中所起的谋划指挥作用，都写得出神入化，其文献历史与社会价值自不必说，即使当时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殷殷可期；至于皇皇72万字的《李大钊》，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读书趣味的选择，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数。可看看朝柱那宏大高远的立意、严谨大气的结构、丰盈翔实的史料，特别是李大钊坚定的信仰与当今信仰迷失的对接与启示，此书的价值远在那时一部部热炒着的图书之上！何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学人和革命先烈，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传记出版，岂不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失职？于是，我请责任编辑邀请朝柱来出版社面谈。 是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呢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呢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连环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乱乱，正建如今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