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至爱，凯茜和贝齐 引言 我眼中的写作生活 我曾被邀请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名为“写作生活”的文章，这让我颇为犹豫。像我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家都有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作家，至少不是那种适合反思“写作生活”的人，记者出身的作家尤其如此认为。我那13岁便成为人气作家的女儿，以她的见识和文学自信一语中的地指出，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记者加传记作者。对此我“供认不讳”。 1974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致力于在中东穿梭外交。在一次执行外交使命时，他在专机上和同行人议论起时任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和时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Golda Meir）等领导人时说道：“作为一个教授，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很多客观因素推动的。”贝题但他又说：“不过从现实状况看，你会发现很多名人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也一直认为客观因素和人为力量对历史的塑造作用是平分秋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当记者，同时也是一名传记作家。因此，本书的各个章节都与人物相关，将讲述这些人物如何思考，他们为什么极具创造力，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历史的。 我曾在《时代周刊》供职多年。该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有一条简洁的工作指令：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总是以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话题或某个事件）的肖像照作为杂志的封面。成为编辑之后，我也尝试模仿他的做法。即使有人让我推倒重来，我也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甚至还会更加郑重其事。有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指摘《时代周刊》过分突出人物，每逢此时，卢斯都会回应道，《时代周刊》这样做并非首创，《圣经》才是这一做法的鼻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人物故事传递思想、普及价值观和讲述历史的。 我对富于创造力的人物尤为感兴趣。我说的富于创造力不仅指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