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实与超现实

雷颐
自序 常识与学理 本书所收大都是时评文字,多数是写于十年之前,或更早之前。但直到现在,仍常有人好奇地问道:这些十年之前的文章,怎么到现在还没过时呢?怎么好像是今天写的呢? 坦率地说,闻此谬赞,心情颇为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甚至要大于喜。喜的是自己还有些“先见之明”,如北京交通拥堵问题、“小升初”教改问题、大学学术腐败问题、“韩流”问题,大都被我不幸言中,不免沾沾自喜、暗自窃喜甚至自鸣得意;忧的是不少“不幸言中”之事这些年来并无改进…… 2003年8月4日,北京市第200万辆机动车拥有者产生,这一数据表明北京开始进入汽车时代或曰“汽车社会”,“交通”将成为北京面临的一大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解决交通问题的根本在于昂贵的汽车使用费与合理的公共空间划分。因此,我主张在北京刚刚进入汽车社会之时,以提高汽车使用费作为缓解交通的主要手段。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认为,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交通”是一种资源,应遵循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换句话说,谁产生有害影响谁赔偿。当交通变成稀缺资源时,提高使用者的费用,是最节省资源的方法。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并未采取此类建议,北京市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之后,有关部门突然采取“摇号”限购和尾号限行的行政措施。不仅不公,更易导致权力寻租。 为解决交通拥堵,行人与自行车道被不断压缩。交通拥堵的背后,是公共空间合理分配、保障公民权利、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博弈难题。 公民权利应该平等,但由于当初的历史背景,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随之而来的“制度安排”就是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格式化”,形成了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城乡“二元体制”。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成为自由、平等的最大障碍。当一个社会被固化为权利、利益完全不对等的两大板块,便很难和谐稳定。我认为,最重要的“扶贫”是给农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