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为阿兰·德波顿新书《新闻的骚动》而写 文/邱兵 1989年春节后，我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差不多应该视作每一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端。 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和车，没有鸟巢、水立方和华尔道夫酒店，但是因为干冷的天气和玻璃瓶的酸奶，这里的冬天比上海更让我们喜欢。 当然我并没有钱住旅馆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老乡的宿舍里，哪一个床空我就睡哪一个床，那个冬天我闻到过来自陕西、河北、广东、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我需要将两根醒宝香烟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每一天去单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长的。我需要从中关村坐332路公交车去白石桥，然后坐地铁到东直门，出来后换107路坐到海运仓胡同。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永远哼着同样的一首歌，那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马兆骏唱的歌，叫《我要的不多》，它翻来覆去就唱，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世界孤单的，不只我一个。 另一个孤单的身影每天也从北大出来坐332路公交车。 他叫老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41岁的脸，宜昌人，他学的是经济，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桥车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讲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海子死了你知道吗？”我那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没敢接茬。这家伙继续神秘地说：“从山海关到龙家营的铁轨上，啪，一分为二。” 老肖说：“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关，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想些什么。我素材收集了不少，不出五年，中国第一思想记者就姓肖了。” 再大的牛皮也掩盖不了思想记者老肖比我更没钱。我有时会买两个肉包子吃，但他从来不买，说早晨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请他吃了一个，我觉得他只花了一点五秒就吃完了。 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为新闻人老肖的终结。 那个周末老肖来宿舍找我，问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庆县。 老肖的父亲患了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