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平川彰及其《印度佛教史》 蓝吉富教授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学术界所发展出来的佛学研究，为人类的佛教研究史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从此，一种客观的、批判的、重视原典与史实的研究风气，逐渐弥漫到各国佛学界，并且逐渐扭转了亚洲佛教国家的传统佛教研究法；其中，受到最大影响的佛教国家是日本。 日本的传统佛教研究，所承袭的是中国汉传佛学传统。从七世纪初圣德太子的佛典注释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间各大宗派的义学体系及各家著述，大体都可以说是中国汉传佛学的承袭与衍生。这样的佛教研究传统是信仰式的，带有宗教感情而不能全然客观的；纵使有所批判也是局部的、有限的。这样的传统研究法当然无法重现原典（梵、巴文佛典），而仅能以汉语佛典为依据。此外，在史实考订方面，经文上的记录不能怀疑，必须肯定大乘经典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偶有批判者（如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也无法蔚为学术主流。这样的研究立场、态度与风格，我们可以名之为“信仰式的佛教研究”。 相对于这种信仰式的研究风格，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所开启的方向，我们可以称之为“学术性的佛教研究”。日本佛学界开始意识到这种客观、批判与求真特质的重要性，是在欧洲佛学界形成这种学风之后不久。公元一八七六年，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南条文雄被送到英国牛津大学研习梵文及欧洲学界所开启的学术性佛教研究法；公元一八八四年，南条回到日本，次年他在东京大学讲授梵语。这是日本佛学界从事客观性佛教研究的开始，也是在高等学府中开设梵语课程（客观性佛学研究的指标性课程）的开始。 此后，到欧洲学习这种研究法的日本学者愈来愈多，他们回日本后所造成的影响自是不可言喻。二十世纪日本各所公立大学所开设的佛学课程，以及日本各大佛教宗派所设大学之佛学课程，几乎清一色都以欧洲学界所开启的这种研究风格为导向。而承袭自中国汉传佛学的佛典诠释法及研究法，则逐渐退缩到各大宗派之中，成为传教弘法的内容，而无法在客观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