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薇拉 前言 《天赋》的大部分章节，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在柏林完成的；它的最后一章一九三七年完稿于法国的里维埃拉。《当代纪事》——一组前社会革命党成员在巴黎创办的一家重要的流亡者杂志——分期（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第六十三至六十七期）刊登了该小说，但却删除了其中第四章。该章被拒载，与书中第三章（二〇四页）瓦西列夫拒绝出版那部传记，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是生活发现它不得不模仿它所谴责的艺术的绝好事例。只是在一九五二年，该小说开始创作近二十年之后，它的完整版本才最终问世，由好心的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出版。想象一下人们在俄罗斯现政权统治下居然有可能读到《天赋》，该是何等有趣的事。 我从一九二二年起一直客居柏林，与书中的男青年循了相同的时间轨迹；但无论这一事实，还是我与他共有的一些爱好，诸如文学和鳞翅目昆虫学，都不应该让读者说声“啊哈”，并且将构思者混同于他构思的人物。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我父亲不是中亚地区的探险家，虽说我仍然有望将来哪天成为这样一位探险家；我从未向济娜·梅茨求爱，也不曾为诗人孔切耶夫或其他哪位作家担心。实际上，正是从孔切耶夫以及另一个次要人物，即小说家弗拉基米罗夫身上，我看出了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本人的些许印迹。 在写作此书的年月里，我在重现柏林及其侨民聚集区时，不能像我在后来的英文小说里描写某些环境时那样果断，那样无所顾忌。书中多处借助艺术技巧反映了历史。费奥多尔对德国人的态度，或许特别典型地反映了俄国流亡者对（柏林、巴黎或布拉格的）“本地人”那种粗鲁而荒谬的蔑视。再者，我笔下的男青年受到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的影响，该政权所处的时期与小说创作同时，而不是小说部分反映的那段历史时期。 知识分子的大量外流，形成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最初几年普遍移居国外的侨民中如此显著的一个群体，这在今天有如某个神秘部落的多次迁徙，它的那些鸟形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