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父母双亲 序言 图片 许多哲学家曾经猜想有一种“大脑可视仪”，一种可以将一个人的想法呈现在屏幕上的虚构工具。自那时起，社会科学家就一直在寻找可以解读人性的工具。在我作为实验心理学家的职业生涯中，形形色色的工具一时兴起，消失淡去，每一种工具我都尝试过，如评定量表、反应时间、瞳孔放大、功能性神经影像等。我甚至还研究过植入电极的癫痫患者，在两次病发的间歇期，他们很乐意参与语言实验来消磨时光。 然而，这其中却没有任何一种工具能提供大脑活动的直接影像，问题在于这涉及错综复杂的多方面荣誉的许多命题，这些命题即便对一名科学家而言也是难解之题，他要做出一种残忍的取舍。人类思维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与伍迪·艾伦（Woody Allen）速读《战争与和平》不同，我们不仅仅认为“这本书讲述了一些俄国人的故事”。当然，在人们倾吐心声的时候，我们可以察觉到其意识流的丰富性，但独白并不是检验假设的理想数据集。另外，虽然专注于容易量化的方法，比如人们对文字的反应时间或看到图片时皮肤的反应，我们可以进行统计，但这样我们就将认知的复杂结构简化成单纯的数字了。即便是最复杂的神经影像学方法也只能告诉我们一个想法在三维空间中是如何展现出来的，却无法告诉我们这个想法是由什么组成的。 仿佛这个易操作性和丰富性之间的取舍还不够糟糕一般，许多研究人性问题的科学家当下正备受“小数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的困扰。小数定律是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用来指代思维错误的术语，即人们错误地认为无论样本数量多么少，都能反映群族的特征。最具科学素养的科学家也有直觉出现严重偏误的时候。他们凭直觉推断完成一项研究需要有多少门学科的加入，可此前他们压根儿没有从一堆随机数据中排除异常及相悖的因素，也没有采集能代表全体美国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