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公共政策需实现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 □ 周兼明 5月16日，四川广安市邻水县有民众走上街头，要求设计中的达渝城际铁路经过该县，游行者打出“铁路，不要抛弃邻水百万人民”等标语。官方通报称，聚众示威最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部分人手持器械与民警对峙，并烧毁了一辆救护车和两辆社会车辆，事件已造成68人受伤。 四川铁建办回应表示，达渝城际铁路尚处于前期研究阶段，属中长期规划，还未纳入省级和国家规划。据大陆媒体后续报道，达渝城际铁路原有东、西线两套设计方案，东线经邻水县，西线经广安区，两地同属广安市，但广安市发改委前些日子回复质询时称“支持西线方案”。一句轻率的表态，最终引发了这场群体性事件。 邻水事件虽暂获平息，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何原本为地方带来利益的一件好事，最终会演变为恶性暴力事件？近年来大陆为争夺高铁路过，已频现“掐架”风波，如湖北的十堰和襄阳、湖南的邵阳和娄底等，都发生过类似的争夺。为何广安地方政府对此毫无警觉？此前的地方媒体是否承担起了公共政策的传播与解释责任？尤其在这种公共资源的分配可能会导致部分群体利益不受益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否广泛征求过公众的意见？是否建立了通畅、反复的沟通与协商渠道？民众是否有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机会？ 表面上看，是部分地区利益之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但实质上却是因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沟通与决策机制出了问题。如不从公共政策的沟通与决策机制上找原因下功夫，今天是邻水，明天就可能是其他地方；今天因为高铁，明天也可能因为水电气改革。这类群体性事件，虽与那些因利益受侵害而抗争的事件不同，但其社会学意义是一样的。在数字化传播技术普及的当代，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众开始更加关注和维护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一旦公共政策的制定，民众缺少参与途径，就极可能出现游行与聚集，而群体活动本身就有“广场效应”，极易放大危机，演化成大规模的混乱局面，甚至出现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