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时代，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序的时代。不再是旧邦维新，而已是新邦更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文化建设的各项议题相继提上日程。相信所有富于人文情怀的人，都会欣喜地发现，随着学界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一些学术命题已经深入人心，譬如“中庸之道”、“和合之美”、“礼法合一”等有关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阐释的关键词和经典话语，已进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思维视野。其中，“天人合一”应该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思想话题。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命题，出自于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诚明》：“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显而易见，这里的“天人合一”，相通于周敦颐《通书·志学》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都致力于阐述心性儒学视阈下的圣贤人格养成模式。此处所谓“天”，含有“天理”、“天道”之意蕴。惟其如此，“天人合一”在这里就意味着人类良知发现过程中精神澄明境界的生成原理，换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遵循自然天性的发生原理和发展规律来实现人为修养的人格理想。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与人为的高度契合关系，尽管属于人类精神现象，但同时又在主观世界内部分解出另一种意义上的主客观关系，也因为如此，由宋代心性哲学家提出的“天人合一”命题，看似毫不涉及人与自然的主客观关系，实际上却隐含着与此相通的思想原理。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中华文明史上的“宋型文化”时代，是一个哲学与科学同步发达的时代，理学家朱熹所强调的“格物致知”，文艺家苏轼所强调的“技道两进”，显然有着某种相通的性质，比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在阐明“阳燧照物皆倒”这一科学现象时，同时就引申到“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的心性哲学论题。总之，正因为“天人合一”的完整命题是由宋人提出来的，而宋人的学术风格和思想精神，分明具有哲学与科学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