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时下，国学的热潮正涌动于媒体鲜亮的版面、大学的讲堂、甚至小学校和幼儿园的诵经声中。顶级名校如北大、清华、复旦及中山大学等都面向管理者和企业家开出了自己的国学速成课程，并且都报出了天价学费；而一些小学校也翻出了尘封已久的《三字经》、《弟子规》之类蒙学读物，在全球化声浪甚嚣尘上的今天大声诵读起来。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今日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复归的热情。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把我们的古老文化作为新动力。当我们在现实中遭遇某种困境并试图寻找其成因及解决方案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典籍，总想从其中生发出新的动力和方法。新一轮的国学复兴即缘发于此。而管理者和企业家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做管理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是绝然行不通的，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我们是在中国做事情、办企业。国人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无不深深打上中国式的印迹，那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你想躲都躲不开！我们必以相应的中国式应对这种中国式，才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连“洋人”们都知道要进行本土化经营，并且在某些程度上甚至比我们做得还好。 如果我们深翻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学宝库，就会发现这中间儒家的东西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讲究“外儒内法”的，那对外的儒家一直是大讲特讲的，并以此作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自汉武帝定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后，儒家就成了正统的意识形态，被其后的历代统治者一路高捧，致使国人不知不觉被打上许多儒家烙印。我们现在来检视这些烙印，发现许多东西即便在现代也还是光辉闪闪的。德国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曾得出一个著名结论，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得以长足发展，全在于基督教中的清教徒有一股子“兢兢业业、克勤克俭、顽强进取”的精神。我们用韦伯的结论反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