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c.r.h. 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无睹；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脑海里就算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 ——托克维尔 中文版序 在中国读者看来，《公共人的衰落》所针对的问题可能会显得既陌生又熟悉。这本书的西方背景在于上一代的各种社会学争议。我希望本书更具普遍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对个体主义和公共空间的论述。 当我开始写《公共人的衰落》时，社会学界对公共生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而我的途径更加接近于人类学和历史学。于尔根·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是研究公共生活的欧洲理论家中的翘楚。前者认为公共领域是由经济利益和政治争论构成的；哈贝马斯的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着重强调利用政治力量来克服阶级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强调最终变成他的“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理论。与之相反，汉娜·阿伦特相信有一个纯粹的公共政治领域的存在，她认为在这个领域之中，无论属于哪种阶级、性别、种族或者民族，所有市民都能够平等对话。哈贝马斯将“公共”当成物质生活的产物，而汉娜·阿伦特则拒绝按照市民的物质环境来对他们进行定义。 我试图以大城市这种特殊环境为背景，来理解日常行为及其社会交往模式；就这一点而言，我的观点更接近唯物主义。我采用的方法来自人类学，这种方法就是对戏院中正式的表达模式和城市街头常见的表达模式进行比较。在学术界的黑话中，这在当时被称为公共生活的“戏剧学模式”，最近则被称为“述行性”。我主要研究了伦敦、巴黎和纽约从18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演变，由此赋予这种模式以一个历史框架。 所以你们可以把西方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当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