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债法总则是关于债的共通性规则的规定。它是基于总分结构，在区分债法总则和分则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总分结构，就是指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von die Klammer ziehen或von die Klammer setzen），区分共通性规则与特殊规则，将共通性规则集中起来作为总则或一般规定，将特殊规则集中起来编为分则或作为特别规则加以规定。总分结构原本是就民法典体系构建而确立的理念和技术，《德国民法典》起草人在借鉴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在民法典中首创了债法总则。 我国自清末变法以来，一直仿效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法的立法经验，在多个民法典草案中设置了独立的债法总则。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典债编”，则主要参考了德国和瑞士的立法体例，将债之发生原因规定为合同、代理权的授予、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在其第二编债法专门作出了规定，其债法总则对债的发生、债的标的、债的效力、多数债务人及债权人、债的消灭等内容作出了规定。这种立法体例的特点主要在于，在债法总则中对各种债的发生原因进行概括性的规定，合同和侵权只是作为债的发生原因，其一般性规则都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并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合同法和侵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四次起草民法典，各次草案中都有债法总则的规定。1986年《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部分规定了债权，表明立法者对未来民法典的构建仍然承认债法为民法典的重要内容。1999年的《合同法》是在统一了三部合同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内容完整、体系严谨的法律，《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责任等作出了规定，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合同法体系，这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债法总则仅将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进行规定存在明显区别。由于在合同法体系形成以后，债法总则的内容大多被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