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启蒙

[美] 史迪芬·平克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图片 世界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 史蒂芬·平克,犹太人,1954年9月18曰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中产家庭。他父亲一开始在一家制造公司任职,后来成为一名律师;母亲曾是家庭主妇,后来成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他的妹妹苏珊·平克(Susan Pinker)也是著名心理学家,是畅销书《性别悖论》(The Sexual Paradox)和《村落效应》(The Village Effect)的作者。 史蒂芬·平克在其著作《词与规则》(Words and Rules)的举例中引用了小说家和哲学家瑞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小说中的不规则动词“stridden”,他们因此而相识。瑞贝卡·戈尔茨坦十分敬仰平克,她说,自大卫·休谟之后,就没有哪位思想家打动过她,但平克是个例外。2007年,史蒂芬·平克与瑞贝卡·戈尔茨g婚,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 1976年,史蒂芬·平克取得麦吉尔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1979年取得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 图片 1982—2003年,平克在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任教,专心研究儿童的语言学习模式。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一种适应功能,通过不断再生和优化,语言同手、眼等器官一样也在进化。1990年,平克和他的学生、现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联名发表论文《自然语言和自然选择》(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在这篇论文的启发下,平克出版了《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这本书一经出版,就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并入选《美国科学家》杂志(American Scientist)评出的“20世纪100本最佳科学书籍”。凭借此书的成功,平克得以拓展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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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启蒙

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

[美] 史迪芬·平克 侯新智 欧阳明亮 魏薇 译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世界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

史蒂芬·平克,犹太人,1954年9月18曰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中产家庭。他父亲一开始在一家制造公司任职,后来成为一名律师;母亲曾是家庭主妇,后来成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他的妹妹苏珊·平克(Susan Pinker)也是著名心理学家,是畅销书《性别悖论》(The Sexual Paradox)和《村落效应》(The Village Effect)的作者。

史蒂芬·平克在其著作《词与规则》(Words and Rules)的举例中引用了小说家和哲学家瑞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小说中的不规则动词“stridden”,他们因此而相识。瑞贝卡·戈尔茨坦十分敬仰平克,她说,自大卫·休谟之后,就没有哪位思想家打动过她,但平克是个例外。2007年,史蒂芬·平克与瑞贝卡·戈尔茨g婚,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

1976年,史蒂芬·平克取得麦吉尔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1979年取得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

1982—2003年,平克在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任教,专心研究儿童的语言学习模式。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一种适应功能,通过不断再生和优化,语言同手、眼等器官一样也在进化。1990年,平克和他的学生、现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联名发表论文《自然语言和自然选择》(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在这篇论文的启发下,平克出版了《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这本书一经出版,就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并入选《美国科学家》杂志(American Scientist)评出的“20世纪100本最佳科学书籍”。凭借此书的成功,平克得以拓展研究范围,开始思索更宽泛的人性问题。史蒂芬·平克最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神经学中心的掌门人。

2003年,平克被聘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2008—2013年,因在教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史蒂芬·平克被授予哈佛学院荣誉教授头衔。

史蒂芬·平克于1986年获得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博伊德·麦克坎德菜斯奖(Boyd McCandless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特罗兰研究奖(Traland Research Award),2004年获得英国皇家神经科学亨利·戴乐奖(Henry Dale Prize),2010年获得认知神经科学学会的乔治·米勒奖(George Miller Prize)。

对于史蒂芬·平克的学术贡献,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之父乔姆斯基和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都赞赏有加。史蒂芬·平克是世界公认的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

勇敢为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辩护

2005年1月,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发表言论称,在高科技和工程领域可能存在因天赋和兴趣不同而导致的“性别差异”,也就是所谓的“女子学理逊于男”观点。劳伦斯·萨默斯的言论立刻招致猛烈攻击,许多人基于西方社会主流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原则,指责他发表歧视言论。劳伦斯·萨默斯也因此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

在这一事件中,史蒂芬·平克坚定地站在劳伦斯·萨默斯一边,勇敢地站出来为他辩护。史蒂芬·平克认为,劳伦斯·萨默斯不过是提出了一个假说,猜想两性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在大学里这样的假说理应经受验证,而不是遭到嘲笑。

随后在网站edge.org上,史蘇·平克就性别和科学问题与哈佛大学同事、心理学家伊莉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进行了辩论。

平克认为男女大脑运作存在生理上的差异,看上去微不足道,实则相当关键。先入为主地认为人性应该如何,尔后强求心理学依此描绘人类,是一种完全无视现实的行为。

平克的科学精神,让他的众多粉丝对他又多了一分敬意。

当代伟大思想家

史蒂芬·平克从纽卡斯尔大学、萨里大学、特拉维夫大学、麦吉尔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和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等多所大学取得了众多荣誉博士学位。

到目前为止,史蒂芬·平克共出版了《语言本能》等8本通俗著作。1998年和2003年,史蒂芬·平克两次入围普利策奖终选名单。

2004年,平克当选《时代周刊》“全球100位最有影晌力人物”。2005年和2008年,两度被《前景》杂志(Prospect)和《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联合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100 Top Public Intellectuals)。

2006年,因在人类进化知识普及方面的突出贡献,史蒂芬·平克当选美国人道主义协会(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年度人道主义者”。

2010年和2011年,平克两度被《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全球顶尖思想家”。在2013年《前景》杂志“最伟大思想家”的评选中,平克名列第三。

毫无疑问,史蒂芬·平克已迈入21世纪最伟大思想家的行列。

作者演讲洽谈,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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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哈里·平克(Harry Pinker,1928—2015)

一位乐观主义者

所罗门·洛佩斯(Solomon Lopez,2017— )

以及22世纪

凡受理性指导的人,亦即以理性作指针而寻求自己的利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也即是他们为别人而追求的东西。

——巴鲁赫·斯宾诺莎

如果有适当的知识,所有不被自然法则禁止的事物都是可以实现的。

——戴维·多伊奇

前言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在新千年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出版一本探讨人类进步及其原因的书,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领导美国的人将当前社会描述得一片漆黑:“母亲和孩子正陷于贫困之中……年轻漂亮的学生被教育系统剥夺了本该习得的知识……犯罪团伙和毒品夺走了许多生命。”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愈演愈烈的“全面战争”,而这场噩梦的罪魁祸首,是所谓的“全球权力结构”,它侵蚀了“基督教内在的精神基础和道德基础”。1. “母亲和孩子……”引自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发表于2017年1月20日。“全面战争”和“精神基础和道德基础”两句话引自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官史蒂芬·班农在2014年夏天的梵蒂冈会议上发表的言论,摘自J. L. Feder, "This Is How Steve Bannon Sees the Entire World," BuzzFeed, Nov.16, 2016。“全球权力结构”这一名词引自特朗普的最后一轮总统大选电视竞选广告,“Donald Trump's Argument for America," Nov. 2016。人们一般认为,班农起草或参与起草了这三份文件。

我将用本书证明,这种对世界状况的悲观看法是错误的,而且是大错,错得离谱,错得不能再错。但本书针对的不是美国第45任总统以及他的顾问团队。早在特朗普宣布参选总统的几年前,我就已经在构思这本书,而且我希望它的生命能比特朗普的任期更长一些。事实上,促成特朗普顺利当选的一些思想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中非常流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些思想包括:对世界发展道路悲观失望、对现代制度冷嘲热讽等。

我将提出一种对这个世界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基于现实,并受到启蒙运动四大理念的启发,也就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我希望让读者明白,虽然启蒙运动的理念具有永恒的价值,但它的意义对于今天的我们却显得尤为重要。

PART Ⅰ 启蒙运动

18世纪的常识,以及当时对触目惊心的社会痛苦的理解,再加上人类天性的明显要求,都使世界像是受到了一次道德的清洗。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

几十年来,我在进行有关语言、心智和人性的公开演讲时,常常会被问到一些极其古怪的问题:哪一种语言是最好的语言?蛤蜊和牡蛎有没有意识?什么时候可以把我的意识上传到网上?肥胖是一种暴力吗?

不过,在一次演讲中,有一个提问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当时是在解释说,科学家普遍认为,精神生活是由大脑组织的活动方式建构而成的。随后,听众席上有一位女学生举手问道:

“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学生提问的语气十分真诚,这表明她并没有自杀倾向,也不是在讽刺挖苦,而是真心想要了解:当科学的发展将灵魂不朽的宗教信仰尽悉破除之后,我们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我一向认为,这个世界只有愚蠢的回答,没有愚蠢的问题,因此我尽可能地给出了一个合理可信的回答,这不仅让这位学生和在场的听众感到意外,就连我自己事后也颇感吃惊。我记得当时是这样说的——当然,这些文字经过了记忆和事后灵感的美化:

当你问出这个问题时,你是在为你的信念寻找理由,也就是力图用理性的方法,来发现和证明那些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活着的理由实在是太多了!

作为一个有情生命,你可以发展自己的潜能,可以通过学习和讨论来完善自己的推理能力,可以通过科学来解释自然世界,也可以通过艺术和人文学科来洞察人类状况。你可以运用各种能力来追求快乐与满足,这是你的祖先繁衍至今的原因,而你也是因此而存在。你可以尽情领略自然与文化的丰富多彩。作为亿万年来生命延续的继承者,你可以将生命传递下去,使之生生不息。你天生拥有同情之心,这使你能够去喜欢、去爱、去尊重、去帮助、去表达善意。你可以享受朋友、亲人和同事之间相互关爱的美好情谊。

因为理性告诉你,这些并不是你所独有的愿望,所以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向他人提供什么。你可以通过促进生命、健康、知识、自由、富足、安全、美丽与和平,来保障他人的福祉。历史表明,当我们对他人的处境产生同情,并运用聪明才智去改善人类状况时,我们就能够取得进步,而你可以提供帮助,使这种进步持续下去。

解释生活的意义本不属于一位认知科学教授的工作职能。而且,我也没有狂妄到企图凭借晦涩的专业知识和可疑的个人智慧来回答她的问题。但我知道,我正在引入一个信念和价值观的集合体,它在我出生的两个世纪前就已经形成,而它从没有像今天一样与我们如此相关。它就是启蒙运动的理念。

按启蒙运动的说法,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和同情来促进人类的繁荣。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陈词滥调。之所以撰写本书,是因为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理念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需要竭力辩护。我们将它所赐的礼物视为理所应当:一个人活到七八十岁不再是稀奇的事情,市场里充满了各种食物,清洁的净水只需拧一拧水龙头就喷涌而出,垃圾废物得到良好的处理,各种药物为我们消除疾病的痛苦,儿子不必送上战场,女儿可以走在安全的街道上,人们不会因为批评强权而锒铛入狱或惨遭杀害,衬衫的一个口袋就能装下全球的知识和文化。但这些都是人类自身的成就,不是宇宙慷慨的赠予。在许多读者的记忆中,以及在世界上那些还不太幸运的地方,战争、匮乏、疾病、无知和致命的威胁仍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自己的国家也有可能倒退回这些原始状态,因此忽视启蒙运动的成就实在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在这位女士提问之后的几年里,我时常感到有必要重申启蒙运动的理念,它也被称为人文主义、开放社会、世界主义或者古典自由主义。这不仅是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我的邮箱里:“亲爱的平克教授:不少人接受了你书中的观点,他们以科学为信仰,认为自己不过是原子的集合体,或者一台智能有限的机器。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源于自私的基因,毫无意义地寄居于无垠的时空之中。对这些人,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因为人们对人类进步历程的健忘导致了一个比存在性焦虑更为严重的病症,它让人们对受启蒙运动启发并确保人类进步的现代制度冷嘲热讽(例如自由民主制、国际合作组织等),并希望用更原始的制度来取代它们。

启蒙运动的理念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它们总是与人性的其他方面相互斗争:对部族的忠诚、对权威的服从、奇幻无稽的思维,以及将自身不幸归咎于他人的习惯。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兴起的政治运动都在描绘这样一幅景象:他们的国家被邪恶的党派拉入了地狱的深渊,只能靠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使之“再次伟大”起来。这些运动和许多他们的极端反对者都受到同一个故事的煽动,双方一致认为,现代制度已经彻底失败,生活的每个方面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由此双方达成了一个可怕的协议:只有打破这些制度,才能创造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对世界的积极愿景,也就是在进步的背景下看待世界的问题,并通过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1960年,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对自由主义理念进行了深思,当时,这些理念刚刚经受了历史上的最大考验。哈耶克说:“如果要让旧的真理保留在人们的大脑中,就必须在后代人的语言和观念中不断加以重申。哈耶克用了“男人的大脑”(men's minds)这一表达方法,无意中证明了自己的观点。那些曾经明确有效的词语由于使用过多而变成陈词滥调,以至于不再具有确切的含义。虽然其内在理念可能和以往一样正确合理,但这些词语已经不再拥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即便它们关涉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1. Hayek 1960/2011, p. 47; Wilkinson 2016a.

我正是希望通过本书,在21世纪的语言和观念中重申启蒙运动的理念。我首先提供的是一个整体框架,让读者了解现代科学所描述的人类状况,也就是我们是谁,来自哪里,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以及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用21世纪的独特方式来捍卫这些理念,也就是用数据说话。这些有关启蒙运动理念的实证数据表明,它并不是天真的希望。启蒙运动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是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伟大故事。由于这场胜利一直无人传颂,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内在精神也因此不受重视。这些思想远没有成为路人皆知的普遍常识,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它们漠不关心,将信将疑,有时甚至嗤之以鼻。然而我相信,只要能正确地欣赏,启蒙运动的理念其实魅力四射、充满力量,同时也高贵无比,这也是活着的一个理由。

01 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何为启蒙?1784年,康德在一篇以“启蒙”为题的文章中做了如下回答:启蒙是指“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从因“懒惰和怯懦”而服从于宗教或政治权威的“条规戒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1. What Is Enlightenment? Kant 1784/1991.他宣称,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它的基本条件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一个时代绝不能缔结某种条约,以阻碍后来的时代扩展眼界、增进知识、消除错误。这将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于这种进步。”2. 这句话是根据H. B. Nisbet和Mary C. Smith对Kant 1784/1991年两个版本的翻译混杂、浓缩而来。

康德的观点在21世纪的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所著的《无穷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一书中得到了回应。多伊奇在这部为启蒙辩护的著作中强调,只要我们大胆地运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学、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领域取得进步:

乐观主义(在我主张的意义上)是这样一种理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知识与完备状态之间永远隔着无穷的距离。有些问题很困难,但把困难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每一种特定的恶都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乐观主义的文明是开放的,它不害怕创新,以批评的传统为基础。它的体系不断改善,这些体系所实现的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检测和消除错误的知识。3.《无穷的开始》:Deutsch 2011, pp. 221–222。

何为启蒙运动?4. 启蒙运动:Goldstein 2006; Gottlieb 2016; Grayling 2007; Hunt 2007; Israel 2001; Makari 2015; Montgomery & Chirot 2015; Pagden 2013; Porter 2000。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正式的答案,因为以康德的文章所命名的那个时代并没有明确的年代界限,不像奥运会那样有开幕仪式和闭幕典礼。同时,这次运动也没有一个宗旨明确的誓言或者信条。通常来说,启蒙运动指的是18世纪的后60年,不过它可以上溯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也可以下延至19世纪上半叶古典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科学探索对传统智慧提出了挑战,宗教战争的血腥残酷让人们记忆犹新,思想的传播和人类的交流也比以往更为迅速频繁。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找到了一条理解人类状况的新途径。在这个时期内,各种思想纷涌迭现,有些还相互矛盾,但有四个理念将它们连在一起,也就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

启蒙运动的四大理念

第一个理念“理性”是重中之重,因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来讨论生活的意义,或者其他任何问题,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给出的答案真实可靠、令人信服,那么你就是在诉诸理性,并同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给客观标准来检验。5. 理性是不容商榷的:Nagel 1997;另见本书第21章。如果说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便是主张积极地运用理性的标准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不能依赖空穴之风、虚幻之源,诸如信仰、教条、权威、神秘主义、占卜、幻觉、直觉,或者宗教经典的阐释文本。

正是理性让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预人类事物的拟人神。6. 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是无神论者:Pagden 2013, p. 98。理性告诉我们,有关神迹的描述查无实据、令人生疑,宗教经典的作者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各类自然事件的发生并不会考虑人类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着不同的神,它们壁垒森严、互不相容,没有哪一个不是人类自身想象的产物。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么它的神一定有三条边。”不过,并非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无神论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与有神论者不同,认为上帝在将世界这台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就退居幕后,听凭世界按照自然法则存在和发展下去。另一些人则是泛神论者,他们将“上帝”作为自然法则的代名词。不过,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信奉《圣经》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风唤雨的上帝。

今天的许多作家往往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鼓吹与另一种错误观念混为一谈,也就是认为人类是完美无缺的理性主体。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像康德、斯宾诺莎、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以及亚当·斯密这样的学者都是刨根问底的心理学家,他们太了解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绪和弱点。他们坚信,只有明确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们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见,正是因为人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并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须审慎精细地运用理性。

由此便引申出第二个理念:科学。所谓科学,就是对理性的加工提炼,并以此去解释世界。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所带来的各种发现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第二天性,以至于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然而历史学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提醒说,在1600年,也就是科学革命的前夕,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

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风暴,淹没大海上的船只。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尽管碰巧在英国没有,不过迟早会在比利时发现它们。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奥德修斯的船员都变成了猪。他相信老鼠是从秸秆堆中自己长出来的。他相信那个时代的魔法师。他见到过传说中的独角兽的角,尽管他并没见过独角兽。

他相信,如果一个人被谋杀,那么只要凶手在场,尸体就会流血。他相信世上有一种药膏,只要涂抹在匕首上,就能愈合这把匕首所造成的伤口。他相信可以通过植物的形状、颜色以及纹理来判断它的药用价值,因为上帝设计自然的目的就是让人类能够理解。他相信炼金术,尽管怀疑是否有人知道如何去做。他相信大自然讨厌真空。他相信彩虹是上帝的旨意,而彗星则是邪恶的预兆。他相信梦可以预示未来,只要能掌握解梦的方法。同样,他相信地球静止不动,日月星辰每24小时绕地一周。7. Wootton 2015, pp. 6–7.

然而130多年后,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就不再会相信这些东西。这不但将人类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让人类远离无谓的恐惧。社会学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指出,在中世纪,“这种认为有某种外部力量操控日常生活的想法导致了一种集体妄想症”:

暴雨、雷电、狂风、日食、月食、寒流、热浪、干旱和地震,凡此种种,都被认为是上帝发怒的征兆。如此一来,“恐惧之妖”寄居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海洋成为邪恶之域,森林里到处都是妖兽、女巫和魔鬼,以及真实存在的窃贼和凶犯。……黑夜降临之后,世界上也充满了预示各种危险的信号:彗星、流星、月食以及野兽的嚎叫。8. Scott 2010, pp. 20–21.

对启蒙运动思想家而言,这个从无知与迷信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既表明传统认知会犯下怎样的错误,又表明科学的方法,例如怀疑论、可谬论(fallibilism)、公开辩论以及实证检验,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导我们获得可靠的知识。

在这些知识中,也包括对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门“人的科学”的要求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并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观点各异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罗、达朗贝尔、卢梭和维柯。他们相信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并认为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他们成为诸多学科的早期实践者,而这些学科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被正式命名。9. 启蒙运动思想家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家:Kitcher 1990; Macnamara 1999; Makari 2015; Montgomery & Chirot 2015; Pagden 2013; Stevenson & Haberman 1998。他们是认知神经学家,试图通过大脑的生理机制来解释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们又是进化心理学家,试图描述生命的自然状态,并辨识那些“注入我们身躯之内”的动物本能。他们还是社会心理学家,著书立说,讨论将我们结为一体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对立的自私情绪,并分析那些干扰各项完美计划的短视行为。他们也是文化人类学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险者的实地记录,既收集有关人类共性的数据,也关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多样性。

普遍人性的观点将我们引入第三个理念:人文主义。理性与启蒙运动思想家普遍意识到,必须为道德确立一个世俗基础,因为他们被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屠杀的历史记忆深深困扰,例如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猎捕女巫以及欧洲的宗教战争。他们为今天所称的人文主义奠定了一个基础。真正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幸福和悲伤的是单独的个人,而非组织或团体。无论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最多的人能获得最大的幸福,还是出于“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绝对律令,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看来,正是人类个体对痛苦和幸福拥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发了对道德关怀的呼吁。

幸运的是,人性为响应这个呼吁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被普遍赋予了一种能力:同情。同情,有时也被称为仁慈、怜悯、恻隐等。只要拥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同情之环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发,去拥抱整个人类,尤其是当理性告诉我们,自己以及所属的群体并没有什么异于他人的属性。10. 同情之环:Nagel 1970; Pinker 2011; Shermer 2015; Singer 1981/2010。我们不得不接纳世界主义,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11. 世界主义:Appiah 2006; Pagden 2013; Pinker 2011。

这种人文情感促使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谴责宗教暴力,同时也对所处时代的世俗暴行大加声讨,例如奴隶制度、专制主义、滥用死刑,以及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轮辗、火烧之类的残酷刑罚。启蒙运动有时也被称为“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促成了种种野蛮行为的废止取缔,这些行为在各种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续了千年之久。12. 人道主义革命:Hunt 2007; Pinker 2011。

如果废除奴隶制度和残酷刑罚都算不上进步,那这世界上就没有进步可言。由此进入第四个理念:进步。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义的引发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断扩张。因此,人类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进步。不必屈从于当前的苦难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必试图将时钟回拨,去寻找失去的黄金时代。

我们不应该将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信仰混为一谈。浪漫主义者相信神秘的力量,相信法律和辩证法,相信斗争、演化和命运,相信古希腊人对人类时代的分期,也相信进化的动力会将人类社会推向理想之境。13. 将进步视为神秘力量:Berlin 1979; Nisbet 1980/2009。然而就像康德关于“增加知识、减少错误”的表述一样,启蒙运动对进步的理解并没有那么诗意,进步不过是理性和人文主义的结合。只要关注并了解法律、习俗的现实状况,并设法去改进、实践,然后保留下那些可以造福人类的措施与制度,我们就能逐渐让世界变得更好。科学本身就是在理论和实验的循环中逐步发展,在局部的挫折和倒退中累积经验、持续前进,并由此证明如何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我们也不能将进步的理念与20世纪的社会重塑运动混为一谈,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技术官僚和城市规划者提供方便,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之为“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14. 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Scott 1998。这场运动否认人性的存在,否认人性对美、自然、传统和社会亲密的复杂需求。15. 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与心理学的“白板说”:Pinker 2002/2016, pp. 170–171,409–411。这些现代主义者从一块“干净的桌布”出发,设计出各种城市更新项目,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楼、露天广场以及粗野无比的建筑取代充满生活气息的街道社区。他们从理论上解释说“人类将会重生”,并“生活于整体的有序关系之中”。16. 这句话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所说,引自Scott 1998, pp.114–115。虽然这些发展有时也被冠以“进步”一词,但这种用法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因为缺乏人文主义引导的“进步”不是进步。

启蒙运动思想家并不试图去塑造人性,他们所希望的进步主要集中在人类的各项制度方面。像政府、法律、学校、市场和国际组织这样的人造系统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并由此改善人类的状况。

政府是人们依据彼此默认的社会契约而发明的一种机构,其目的是协调人们的各种行为、制止损人利己的自私举动,以此来增进公民的福祉。就像启蒙运动最著名的精神成果——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述的那样:“为了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授予而产生的。”

在人们授予政府的各项权力中,惩罚是其中之一,而孟德斯鸠、切萨雷·贝卡里亚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对政府惩罚公民的权力做了重新思考。17. 对惩罚的重新思考:Hunt 2007。他们认为,刑罚的实施并非是为了替天行道,而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在保证不造成更大伤害的前提下阻止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例如我们主张罪罚相当,这并不是为了维护神秘的正义天平不至倾斜,而是为了确保罪犯能够止步于较小罪行,从而不会升级成更大的罪恶。反观酷刑,无论是否属于所谓的“罪有应得”,它都不如适度而必要的惩罚更为有效,而且酷刑还会使观刑者变得麻木不仁,使这个实施酷刑的社会变得残暴无情。

启蒙运动还首次对财富展开了理性的分析。它的出发点不是如何分配财富,而是如何创造财富。18. 财富的创造:Montgomery & Chirot 2015; Ridley 2010; Smith 1776/2009。在法国、荷兰以及苏格兰等地经济学家的基础上,亚当·斯密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指出,大批量的产品无法依靠独立的农民或者工匠来制造,这有赖于一大批高效的专业劳动者,以及那些将他们的才智、技能和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交易的人。亚当·斯密举过一个有名的例子,他计算出一个独立工作的制针人一天最多只能制作一枚扣针,然而在工厂中,“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如此一来,平均每个工人一天之内就可以制造将近5 000枚扣针。

专业分工在市场中才有效,市场让专业劳动者能够交换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亚当·斯密解释道,经济活动是一种互惠合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每个人收获的利益都大过所放弃的利益。借助自愿交换,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来使他人受益,就像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我们并非求助于他们的博爱,而是求助于他们的自利心。”亚当·斯密并不是说人类无比自私,也不是说人类应该如此。事实上,亚当·斯密对人类同情心关注之切、阐释之深,史所少见。他只是强调,在市场中,即便一个人只关心自己与家人的利益,他的工作也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

交换不仅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富有,也可以使它变得更为和谐,因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购买商品总是比盗窃商品的成本更加低廉,而对你来说,他人的生存总是比死亡更有价值。正如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几个世纪之后所说:“如果裁缝向面包师开战的话,那他就必须自己烘焙面包。”包括孟德斯鸠、康德、伏尔泰、狄德罗以及阿贝·德·圣皮埃尔(Abbé de saint-Pierre)在内的许多启蒙思想家都赞成“温和的商业”(doux commerce)。19. 温和的商业:Mueller 1999, 2010b; Pagden 2013; Pinker 2011; Schneider & Gleditsch 2010。而美国的缔造者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尤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为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设计了各种制度,以培养商业的发展。

这将我们引入和平这个启蒙运动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曾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但现在,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来自上天的惩罚,对此人们只能忍受和哭泣,它也不是一场光荣的竞赛,值得赢取和庆祝。战争只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且有朝一日终会解决。在《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文中,康德列举了一系列能够防止领导人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措施。20.《论永久和平》:Kant 1795/1983。有关永久和平的现代诠释:Russett & Oneal 2001。康德认为,除了国际贸易外,能够阻止战争爆发的还包括建立代议共和制(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民主制”)、国家之间开诚布公、制定一系列反对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准则、允许自由旅行和移民,以及建立一个能够对争端做出判决的国际联盟。

尽管这些开国者、制宪者和启蒙哲学家都是高瞻远瞩的伟人,但本书并不想掀起一场偶像崇拜。启蒙运动思想家也不过是生活于18世纪的男男女女,他们中有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反犹主义者,也有奴隶主和决斗者。他们所担心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理喻,他们在构建一系列精妙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大量愚蠢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得太早,无法预料现代人理解现实的一些基本原则。

但我相信,他们会是首先站出来对此表示赞同的人。如果赞成理性,那么你关注的重点就应该是思想的健全,而不是思想家的人格魅力。如果致力于进步,那么你就不能轻易宣称自己弄清了其中的所有奥秘。如果我们对人类状态和进步本质有重要的理论发现,而这些发现并不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知,那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在我看来,这种发现有三个:熵、进化与信息。

02 熵、进化与信息

理解人类状况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熵,或者说无序。熵这个概念源自19世纪的物理学,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赋予了它现在的含义。1. 热力学第二定律:Atkins 2007; Carroll 2016; Hidalgo 2015; Lane 2015。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也就是与外界不发生任何能量传递和物质交换的系统的熵永远不会减少。封闭的系统必然会越来越紊乱、涣散、无用、无效,直到陷入一种沉寂、单调的平衡状态,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热力学第二定律最初是用来说明可用能量的消耗过程。当两个物体出现温差时,随着热量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热量,也就是可用能量,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耗散一空。正如夫兰达斯与史旺二人乐队(Flanders and Swann)所唱:“热不能由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如果喜欢你可以试试,但我奉劝你还是算了。”的确,一杯咖啡最终会冷却下来,除非你把它放在电热炉里保温。同样,当供给蒸汽发动机的煤炭烧尽时,活塞一侧的冷蒸汽就不能再推动它了,因为另一侧的热蒸汽和空气在往反方向回推。

一旦了解热并不是无形的流体,而是分子运动所产生的能量,同时两个物体之间的温差是因为分子平均速度的不同,就会对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一个更为普遍的、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认识。我们可以将秩序描述为一个系统中所有不同微观状态的集合,在热量传递的例子中,状态就是两个物体中所有分子的速度和位置。在所有的状态中,所能发现的有用状态(例如一个物体的温度高于另一个物体,也就是一个物体的分子平均速度高于另一个物体)恐怕只占很小一部分,而绝大多数都是无序、无用的状态(也就是两个物体之间不存在温差或分子平均速度一样)。

由此从概率上说,系统的任何一次变动,无论是某个部分的随机摆动,还是来自外部的干扰,都会将系统推向无序或者失效,这不是大自然有意如此,而是因为无序的状态数远比有序的多。假设你今天经过一个沙堡,明天它可能就不在那儿了,因为海风、潮汐、海鸥,或者小孩都有可能让沙堡的状态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让这个沙堡不再像沙堡。我经常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学版本称为熵定律,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热力的平衡,也可以用来解释秩序的消失。

熵与人类事务有何关系?生命和幸福取决于无限多可能中的一组概率极小的有序安排。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极小概率的分子组合,它们在其他一些极小概率因素的帮助下维持自身的秩序,其中一些形成食物,为我们提供营养,另一些则形成其他的生活资料,满足穿衣、住房等基本需求和各种爱好。地球上大多数的自然安排对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因此,当事物发生变化时,如果没有人对变化进行引导,这种变化就很可能向坏的一面发展。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日常生活的各种谚语中得到广泛体现,如“土崩瓦解”“铁锈从不睡觉”“坏事总会发生”“覆水难收”“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以及得克萨斯州议员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名言:“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踢倒谷仓,但只有木匠才能建造谷仓。”

不过科学家意识到,热力学第二定律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生活,它还是理解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基础。1928年,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写道:

我认为,熵永远增加的定律应该是自然界一切定律的最高定律。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所偏爱的宇宙理论与麦克斯韦方程组不符,那么有可能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的问题;如果你的理论与实验结果相互矛盾,那么也许是实验者搞砸了。但如果你的理论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了,除了在深深的耻辱中轰然倒塌,没有别的结果。2. Eddington 1928/2015.

1959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 P.斯诺(C. P. Snow)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在演讲中,他对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鄙视科学的现象进行了讽刺:

有许多次我参加一些人的聚会,根据传统文化的标准,这都是一些被认为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往往对科学家的无知感到幸灾乐祸、难以置信。有一两次我恼火了,询问他们中间有几个能解释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结果反应很冷淡,没有人能答上来。然而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就像是问一位科学家: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3. 两种文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Snow 1959/1998, pp. 4–15。

同样,化学家彼得·阿特金斯(Peter Atkins)撰写了一部名为《推动宇宙的四大定律》(Four Laws That Drive the Universe)的书,热力学第二定律便是其中之一。更有甚者,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莱达·科斯米德(Leda Cosmides)以及克拉克·巴雷特(Clark Barrett)最近撰写了一篇论文,探讨心智科学的理论基础,题目便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心理学第一定律》(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Is the First Law of Psychology4.《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心理学第一定律》:Tooby, Cosmides, & Barrett 2003。

为什么要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保持敬畏?因为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第二定律决定了宇宙的命运,也决定了生命、思想和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运用能量和知识来对抗熵的狂澜,并为有价值的秩序创造庇护之所。当然,从形而下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更为具体的结论,但在进入熟悉的领域之前,我需要指出另外两个基本的概念。

进化

第二个基本概念是进化。

乍看之下,熵定律似乎让我们必须接受令人沮丧的历史和毫无希望的未来。宇宙缘起于一种低熵的状态,拥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密度,这也就是所谓的大爆炸。从那开始,随着宇宙的扩散,一切事物都处于衰退之中,而且将一直持续下去,最终消散成飘浮于空间中的稀薄微粒。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并不是一锅毫无生气的稀粥,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宇宙中不但有星系、恒星、行星、山脉、云彩和雪花,还有多姿多彩的植物和动物,当然也包括我们。

宇宙中为什么会充满这么多有趣的事物,原因之一,是存在着一套被称为“自组织”的进程,它可以让某个有限的区域实现秩序。5. 自组织:England 2015; Gell-Mann 1994; Hidalgo 2015; Lane 2015。当能量注入某个系统之中,而这个系统又在熵增的过程中消耗这些能量时,它就会呈现出一种有序的、同时也是漂亮的造型,例如球体、螺旋、星爆、旋涡、波纹、晶体,或者分形。顺便提一句,我们认为这些构造具有美感,这一事实说明美并不仅仅存在于观者的眼中,大脑的审美反应可能是对自然界中各种反熵形态的一种接受。

但自然界中还存在另一种秩序,这里也有必要解释一番:它不是物理世界中优雅的对称与节奏,而是生命世界中的功能设计。生物由不同的器官构成,这些器官又拥有相互异质的组成部分,它们被不可思议地配置在一起,各司其职,以确保生物得以存活,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吸收能量,以抵抗熵的侵蚀。6. 进化与熵的对抗:Dawkins 1983, 1986; Lane 2015; Tooby, Cosmides, & Barrett 2003。

人们常常以眼睛为例来展示生物设计的奇妙,但我这次决定用我第二喜欢的感觉器官耳朵来论证这一点。人的耳朵包含一个具有弹性的鼓膜,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会做出反应,产生振动。此外,人耳中还有一套由听骨构成的杠杆系统,用以扩大振动的力量;以及一个活塞装置,将振动压入一段长隧道中的淋巴液中,该隧道一般盘曲成卷,容纳在颅骨内。沿着这条隧道有一层逐渐变窄的薄膜,可以将波形分离为谐波,此外,薄膜上还有一排带有纤毛的细胞,它们随着振动膜的振动来回弯曲,由此将一连串的电子脉冲传入大脑。显然,正是这种精密的构造使得大脑能够记录模式化的声音,也只有了解这个事实,才能解释这些薄膜、骨骼、液体和纤毛为什么要以此种离奇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同样,外耳也是如此,它的外形并不对称,而且沟壑纵横,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大脑分辨出声音是来自上方还是下方,前方还是后方。

生物体拥有各种不可思议的器官,例如眼睛、耳朵、心脏和胃,这一切都需要迫切的解释。在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于1859年提出他们的解释之前,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是某位神圣设计者的杰作。但是,达尔文和华莱士让这位设计师变得毫无必要。一旦某些物理和化学方面的自组织过程产生出一种可以自我复制的物质结构,这种复制就会一次次地重复下去,并呈现指数级增长。这个复制系统将会争夺资源,以实现自身的复制,同时也会争夺能量,以加速自身的复制。

拜熵定律所赐,复制的过程不可能完美无缺,错误往往突然发生。不过,尽管同样因为熵定律作怪,大多数的突变都会降低复制器的效力,但也有可能歪打正着,让复制器变得更有效力,而它的后代也因此大大增加,并在竞争中存活下来。那些有助于提高稳定性和复制率的复制错误被世代积累下来,使这些被称为生物体的复制系统看上去好像是专门为了未来的生存、繁殖而被设计出来似的。事实上,它们只是保留了祖先的复制错误,而正是这些复制错误让它们的祖先得以生存、繁衍。

创世论者常常篡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含义,并据此声称,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积累的生物进化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有意忽略的是这一定律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而生物体是开放的系统:它们从阳光、食物或者海洋热液喷口中获取能量,以维持其身体和巢穴的暂时秩序,同时又将热量和废物排入环境之中,从而增加整个世界的无序状态。生物体使用能量来维持自身的完整,以对抗熵的压力,这是对“欲力”学说的一种现代解释,斯宾诺莎将其定义为“努力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存在”,它也是启蒙时代某些生命和心智理论的基础。7. 斯宾诺莎:Goldstein 2006。

生物体必须从环境中汲取能量,这一刚性需求是导致生物界各种悲剧的原因之一。植物通过沐浴阳光吸收太阳能,一些深海生物汲取海底裂缝喷涌出的丰富的化学物质;而动物则是天生的剥削者:它们摄取植物和其他动物身体中所储存的来之不易的能量,并以此为生。病毒、细菌以及其他病原体、寄生虫也一样,它们在体内侵食宿主。除了果实外,那些被称为“食物”的东西,都是其他生物的部分躯体或者能量储存,而这些生物并不情愿放弃这些宝贵的资产。

大自然就是一场战争,在自然世界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是军备竞赛。被捕食者利用硬壳、体刺、爪子、犄角、毒液、伪装、飞行或者搏斗来进行自卫。植物通过尖刺、硬皮来保护自己,或者分泌带有刺激性和毒性的物质。动物则进化出各种武器来击破这些防御:食肉动物拥有速度、利爪和敏锐的视觉,食草动物则依靠结实的磨牙和可以解毒的肝脏。

信息

现在来看第三个基本概念:信息。8. 信息:Adriaans 2013; Dretske 1981; Gleick 2011; Hidalgo 2015。信息可以理解为熵的减少,是将有序的结构化系统与大量随机、无用的系统区分开来的要素。9. 信息是熵的减少,而非熵本身:参见Thomas D. Schneider的个人网站。想象一下,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机敲出一页字符,或者收音机调台时传来一段白噪音,又或者是电脑文件因为受损而显示的一堆乱码,它们可以有几万亿种不同的组合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毫无意义。但现在假设这些设备由一个信号控制,这个信号将字符、声波或者像素组合成一个与外部事物相互关联的模式:例如一份《独立宣言》,或者歌曲《嗨,朱迪》(Hey, Jude)的开场乐,或者一只戴着墨镜的猫。我们说这个信号传递了关于宣言、歌曲或者猫的信息。10. 信号传递了知识:Adriaans 2013; Dretske 1981; Fodor 1987, 1994。

一种形式包含着怎样的信息,取决于这个世界的精细(或者粗糙)程度。如果我们关心的是猴子输出字符的准确顺序、各种噪音之间的精确差别,或者随机乱码的像素模式,那么不得不承认,每一种组合形式都包含相同数量的信息。的确,有意义的形式反而包含较少的信息,因为当你看到其中一部分时,可以猜出另外的部分,而不需要依靠额外信号。但更多情况下,你会将大量貌似随机产生且毫无意义的形式归为一类,将它们和小部分与外界事物形成对应的形式区分开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起那些杂乱无章的像素,一张猫的照片包含着更多的信息,因为要从大量的无序形式中精确地识别出一个稀有的有序结构,需要进行各种预设和说明。如果说宇宙是有序的而非随机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信息。因此,一些物理学家将信息与物质、能量并列,视为宇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1. 宇宙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Hidalgo 2015, p. ix;另见Lloyd 2006。

在进化过程中,信息在基因组中得到不断的积累。DNA分子中的碱基序列与构成生物体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序列形成对应,而碱基与氨基酸是通过建构这个生物体的祖先,也就是减少它们的熵,来获得这个序列的。它们将原始生物构建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结构,使其能够获取能量、生长繁衍。

在动物的生命过程中,它的神经系统也在不停地收集信息。耳朵可以将声音转换为神经放电,这原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过程,一个是空气振动,一个是离子扩散,但正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动物大脑的神经活动模式才可以携带外界声音的信息。在大脑中,信息在跨越各个神经元之间的神经突触时,可以由电子属性转换为化学属性,反之亦然。凭借这些物理转换,信息得以保存下来。

20世纪的理论神经学有一个重大发现,即神经元网络不仅可以储存信息,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改造信息,也由此可以解释大脑是如何产生智能的。例如,两个输入神经元可以连接到一个输出神经元上,它们的放电模式和“与”“或”“非”等逻辑关系相对应,或者与基于证据权重的统计决定相对应。这使得神经网络具有了信息处理或计算的能力。大脑是一个由无数逻辑和统计回路构成的庞大网络,它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容纳数十亿的神经元,因此可以进行复杂的函数计算,而这便是智能的先决条件。大脑可以依照外部世界的各种法则来改造感觉器官所接收的外部信息,从而做出有用的推论和预测。12. 神经计算:Anderson 2007; Pinker 1997/2009, chap. 2。内在的表征一方面与世界的状态形成可靠的对应,一方面又能进行推论,由真前提得出真结论——这便是知识。13. 知识、信息与推论作用:Block 1986; Fodor 1987, 1994。如果某人在看到一只知更鸟时会想到“知更鸟”这个概念,并能推论出它一般会在春天出现,并喜欢在地上找虫子吃,就可以说这个人知道“知更鸟”是什么。

再回到生物的进化过程。根据基因组中的信息连接出的大脑,能够对来自感官的信息进行计算,因此它可以组织动物的各种行为,使之能够获取能量,并遏制熵。例如它可以采取以下原则:“如果它吱吱尖叫,就上前追逐;如果它高声狂吠,就赶紧逃走。”

不过,追逐和逃跑并不仅仅是肌肉的逐一收缩,它们是以目标为导向:追逐可能包括奔跑、攀爬、跳跃或者伏击,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只要能增加捕获猎物的机会就行;逃跑则可能包括躲藏、装死或Z字形奔跑。这就引出了20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控制论,或者说反馈论。这个理论解释了一个物理系统为何能表现出目的性,换句话说,就是以目标或目的为导向。它能以某种方式感知自身以及环境的状态,拥有一套目标状态的表征,也就是它“想要”什么、正在“争取”什么,具备对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进行计算的能力,以及拥有一组对应特定结果的行为指令。一旦这个系统被联通,它就能触发相应的行为,以减少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这就可以被视为追求目标,而如果能够充分预测外部世界,它就能够实现目标。自然选择发现了这个原理,并通过体内稳态的形式应用它,例如身体会通过寒战和流汗来调节体温。人类则依据这个原理设计出恒温器、巡航控制等模拟系统,之后又将其应用于数字系统,如象棋程序和自主机器人。

信息、计算和控制的原则弥合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鸿沟,前者受因果关系制约,后者以知识、智能和意图为内容。因此,“思想改变世界”不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还是一个涉及大脑物理构造的事实。启蒙思想家们有一种模糊的看法,认为思想是由物质的某种形态构成,他们把思想比作蜡版上的印记、琴弦的颤动、小船划过湖面的波纹。同时,还有一些人认为“推理就是计算”(这里的“计算”是最初意义上的计算)。但是,在信息与计算的概念被揭示出来之前,一个人信奉身心二元论,将精神生活归因于无形的灵魂,也是情有可原的。这就像在进化论出现以前,一个人会很自然地成为创世论者,将所有自然设计都归功于某个宇宙设计师。

当然,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怀疑,你的手机是否真的“知道”你最喜欢的电话号码,你的导航系统是否真的“理解”回家的最好路线,或者你的扫地机器人是否真的是在“努力”打扫房间。但是,随着信息处理系统变得更加成熟,它们对世界的表征变得越来越丰富,它们的目标被细化为一级级的子目标,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变得更加多样化,也更加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认为它们没有智慧,这似乎有点人类沙文主义的嫌疑。除了知识、智能和意图之外,信息与计算是否还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意识?这个问题将在最后一章加以讨论。

人类智力仍然是这些人工智能努力接近的基准,而智人之所以会成为非同寻常的物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致力于扩充大脑,使它可以收集更多的外部信息,进行更为复杂的分析推理,并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达成目的。他们专攻“认知生态位”(cognitive niche)——有时也被称为“文化生态位”或者狩猎采集生态位14. 认知生态位:Marlowe 2010; Pinker 1997/2009; Tooby & DeVore 1987; Wrangham 2009。。这包含了一系列新的适应能力,例如对外部世界的心智模型进行操控,对尝试新事物后的结果进行预测,与他人进行合作,以便依靠团队的力量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任务。此外还有语言,使得他们能够相互协调,并将各自的经验成果积累起来,汇入到他们称为文化的各种技能与规范的集合中。15. 语言:Pinker 1994/2007。

这些投资使早期的人类能够击溃各类植物和动物的防御系统,从而获得能量的回报,这进一步激发不断扩充的大脑赋予他们更多的知识,由此收割更多的能量。坦桑尼亚境内的哈扎部落是一个生活于现代的采猎部落,科学家对它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这个部落位于现代人类最初进化的生态环境中,并且很可能保留了自古以来的大部分生活方式。他们每人每天从880多类物种中获取3 000卡路里的热量。16. 哈扎部落菜单:Marlowe 2010。这份丰富的菜单是通过人类巧妙而独特的觅食方式来获取的,例如用毒箭放倒大型动物,用浓烟熏走蜂巢里的蜜蜂,然后取走蜂蜜,以及通过烹饪来提高肉类和块茎的营养价值。

利用知识来引导能量是遏制熵的重要法宝,获取的能量越多,人类的命运也就越美好。大约在1万年前,农业开始出现,人们耕种植物、驯养家畜,这使热量的供应量成倍增长,一部分人因此从狩猎和采集的重担中解放出来,最终走上了写作、思考和积累知识的奢华道路。公元前500年前后,也就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相隔甚远的数个文明区域开始构建各自的哲学体系和宗教信仰,它们推崇无私,主张精神的超越,由此告别了以往仅仅为了逃避世俗的不幸而进行的各种牺牲献祭。17. 轴心时代:Goldstein 2013。中国的道家、儒家,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的第二圣殿犹太教,还有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与戏剧,它们都在一两个世纪内先后涌现。其中孔子、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埃斯库罗斯和希伯来最后一位先知还曾同时在地球上行走。

最近,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背后的原因,这并非灵光普降地球的结果,而是源自一种更为平实的力量:能量获取。18. 对轴心时代的解释:Baumard et al. 2015。在轴心时代,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可获得的热量大幅增加,人均每天从食物、饲料、燃料以及生活原料中获取的热量超过20 000卡路里。这种激增使文明能够负担起更大的城市,养活不事生产的学者和僧侣阶层,同时也能够对生活的优先事项进行调整:从满足眼下的生存到维持长期的和谐。正如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几千年后所说的那句名言:“先吃饭,后伦理。”(Grub first, then ethics.)19.《三分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第二幕,第一场。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炭、石油和水力等可用能源的井喷式发展,它将人类从贫困、饥饿、疾病、文盲和早夭中解救出来。这种变化最早发生在西方,并逐渐蔓延至世界的其他地区。而人类福祉的下一个飞跃是全球贫困的终结和普遍的富足,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道德利益。这个飞跃将取决于能源技术的进步,这些进步既能提供能源,同时对全球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又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天地不仁

熵、进化和信息,这三个概念描绘出人类进步的故事梗概:我们诞生于一个悲惨的世界,但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它们三者提供的一个智慧是:世间的不幸并非都是源于某人的过错。科学革命的一个重大,或者说最大的突破,就是祛除了“宇宙充满目的”的直觉思维。这种直觉虽然原始简陋,但却异常普遍。所有的事情都事出有因,因而一旦有事故、疾病、饥荒或者贫困等不幸降临,那肯定是有人希望它发生。如果某人被指为元凶,他就必须为此接受惩罚和折磨。如果找不出具体的个人,人们就会归咎于身边的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教派,将他们处以私刑,或者集体屠杀。如果无法起诉普通的凡人,人们就会四处猎捕女巫,将她们烧死,或者投入水中。如果这些都行不通,人们又会将其归因于某位暴虐之神,但它却无法接受惩罚,只能靠祷告和献祭来安抚。于是就有了诸如业力、命运、天谴等空洞无实的力量和其他的各类说法,以证明“一切事出有因”这个直觉判断。

伽利略、牛顿和拉普拉斯用机械宇宙取代了这个充满道德意味的宇宙。在机械宇宙中,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当前条件所决定的,并非出于某种先期的目的。20. 机械宇宙:Carroll 2016; Wootton 2015。人当然有自己的目的,但如果将它们投映到自然法则上,则是一种错觉。事情总是会自然发生,无论是否有人关心它会对人类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

熵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观点。宇宙不仅不关心我们的需求,而且在事件的自然进展中,它似乎还会加以阻挠,因为成功的可能总是小之又小,而出错的方式却成百上千,例如房子被烧、船只沉没,或者因为少了一枚马掌钉而输掉战争。

进化的解释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宇宙冷漠无常的认识。捕食者、寄生虫和病原体总是试图将我们作为美餐,害虫和腐败菌则想方设法地侵食我们的食物。我们常常为此陷入痛苦之中,但这显然也并不是它们的过错。

贫穷也不需要解释。在这个由熵和进化操控的世界中,它是人类的一种预设状态。各种物质材料不会自动变成房屋和衣服。各种飞禽走兽也是千方百计地避免成为人类的盘中之餐。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财富。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没有人再相信事故或者疾病的背后有恶人在捣鬼,但在讨论贫穷问题时,却总在争论谁应该为此负责。

这并非是说自然世界中不存在敌意。相反,进化决定了敌意无处不在。自然选择本身就是基因之间的相互竞争,以便使自己在下一代得到延续。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生物都是胜利者的后代,它们的祖先在争夺配偶、食物和统治权的竞争中击败了对手。但这也不是说生物在任何时候都贪婪成性,根据现代进化理论的解释,自私的基因可以制造出无私的生物,但这种无私是有尺度的。与体内细胞或群体生物中的个体不同,人类在遗传学上具有独特性,每个人身上都积累并重组了一系列不同的突变,这些突变产生于人类祖先一代又一代容易发生熵变的复制过程之中。个体化的基因使每个人拥有不同的口味和需求,但它也为冲突创造了条件。家庭、配偶、朋友、同盟以及社会往往因为各自的利益而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又往往通过对峙、争论乃至更为极端的手段来解决。

熵定律的另一个含义是:像生物体这样的复杂系统很容易失能,因为它必须同时满足许多条件,而每个条件都不容易实现。只要一块石头砸在头顶、一只手扼住喉咙,或者一支毒箭射中身体,比赛就宣告结束。对掌握语言的生物来说,竞争就具有更大的诱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口头威胁使用武力来迫使对手就范,这为压迫和剥削打开了方便之门。

进化还造成了一个负担:我们的认知、情感以及道德能力只适用于古老环境下的个体生存与繁衍,而并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要理解这一点,你不必把自己看成是不合时宜的穴居人,只须明白,进化是以漫长的世代更迭为时间尺度的,因此它还来不及改造我们的大脑,去适应现代的技术和制度。人类所仰仗的认知能力在传统社会中曾经应付自如,但在今天却显得漏洞百出。

人类是天生的文字盲和数学盲,习惯于用“一个、两个和很多”来量化这个世界,喜欢大致的估计而非精确的计算。21. 天生的文字盲和数学盲:Carey 2009; Wolf 2007。他们相信世间万物背后的奥妙并非源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各种法则,而是交感魔法在起作用,也就是一个物体可以跨越时空,影响与它类似的物体,或者它之前接触过的物体(例如英国人在科学革命之前所持的那些信仰)。22. 奇幻思维、超自然本体和文字魔法:Oesterdiekhoff 2015; Pinker 1997/2009,chaps. 5、6; Pinker 2007a, chap. 7。人们认为,文字和意念可以通过祈祷和诅咒影响物质世界,但低估了巧合的普遍性。23. 统计推论的漏洞:Ariely 2010; Gigerenzer 2015; Kahneman 2011; Pinker 1997/2009,chap. 5; Sutherland 1992。人们从少得可怜的样本中归纳出所谓的经验;喜欢从刻板印象出发,根据某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判断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依据事物的相关性来推断因果;习惯笼统地看待问题,一切非黑即白。人们也执着于形象,将抽象的系统视为具体的实物;不是天生的科学家,同样也不是天生的律师和政治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人们会大量收集有利的证据,对相反的证据则视而不见,24. 依赖直觉的律师和政治家:Kahan, Jenkins-Smith, & Braman 2011; Kahan, Peters, et al. 2013; Kahan, Wittlin, et al. 2011; Mercier & Sperber 2011; Tetlock 2002。而且往往高估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也过于相信自己的品质、才华和运气。25. 过于自信:Johnson 2004。对理解能力的过于自信:Sloman & Fernbach 2017。

人类的道德感有时也与幸福的目标背道而驰。26. 道德感的漏洞:Greene 2013; Haidt 2012; Pinker 2008a。人们常常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妖魔化,将反对的声音视为愚蠢或者说谎。他们总要为社会上的各种不幸寻找替罪羊。他们以道德之名谴责对手,并号召民众群起攻之。27. 将道德作为定罪工具:DeScioli & Kurzban 2009; DeScioli 2016。他们之所以为某人定罪,可能是因为他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但也可能是因为他蔑视习俗、质疑权威、破坏团结,或者是因为不洁的性行为或者饮食习惯。

人性中的两种救赎

但我们并非无可救药。人类的认知具有两个特征,使它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28. 通过抽象思维和组合能力超越认知局限:Pinker 2007a, 2010。第一个特征是抽象思维。人们能够选择某个具体的方位概念来概括某种情况背后的共同本质,可以说“The deer ranfromthe pondtothe hill”(鹿从池塘跑到山上),也可以说“The child wentfromsicktowell”(小孩的病好了)。人们也能选择某种物理行为的概念,来指代另一种抽象的因果关系,可以说“Sheforcedthe doortoopen”(她打开了门),也可以说“SheforcedLisatojoin her”(她强迫丽萨加入)或者“Sheforcedherselftobe polite”(她尽力使自己保持礼貌)。这些规则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可以思考赋值的变量、原因及其后果,而我们也正需要这种概念机制来建构各种理论。理论之所以能产生,不仅需要思想的各种零件,还需要一套复杂的组装程序,可以用隐喻和类比来进行思考,如将热比作流体,将信息比作容器,将社会比作家庭,或者将责任比作纽带。

第二个特征是组合、递归的能力。心智可以将诸如事物、地点、方向、人物、行为、方式和目的等基本概念组合成命题,由此创造出不计其数的想法。而且,它不仅能生成命题,还能生成关于命题的命题,以及关于命题的命题的命题。例如:人体含有四种体液;疾病是源于这四种体液的失衡;我不再相信疾病是源于这四种体液的失衡。

由于语言的存在,思想不仅可以在某个思考者的头脑中提炼、组合,还能够在一群思考者中交流、汇集。托马斯·杰弗逊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语言的力量:“学习他人思想的人,在充实自己的同时不会减损他人的智慧,就如点起蜡烛,照亮自己并不会给他人带来黑暗。”29. Letter to Isaac McPherson, Writings 13: 333–335,引自Ridley 2010, p. 247。语言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一种共享应用程序,而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出现、教育的普及,以及电子媒体的兴起,更使它如虎添翼。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融合,并向城市集中,思想交流的网络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也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去奢侈地思考、讨论各种问题。

当联系紧密的大型社群开始形成,人们会随之想出一套管理方式,维护彼此的共同利益。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正确的一方,但只要大家公开表达不一致的意见,就会很快明白,并非每个人在每件事上都正确无误。而且,对正确的渴望,也会与另一种心理需求发生冲突,那就是了解真相,这是那些与争论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最为看重的事情。由此,社群便会制定出一套规则,以便从聚讼纷纭、各说各话的争论中找出正确的观点。例如,你必须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可以指出他人观点的错误,但不能强迫与你意见相左的人闭嘴。再加上一条,你应该允许用事实检验你的观点是否正确,那么就可以将这些规则称为科学。有了正确的规则,一个社群就能够竭力保持理性,即便它的成员在思考问题时并不那么理性。30. 集体理性:Haidt 2012; Mercier & Sperber 2011。

群体智慧也能提升我们的道德情操。当足够多的人聚在一起,讨论彼此相待的最好方式时,这场讨论必然会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我首先提出:“我可以抢劫、殴打、奴役、杀死你和你的亲人,但你不能抢劫、殴打、奴役、杀死我和我的亲人。”我显然不能指望你举手赞成,也不能指望由第三方来批准通过,因为没有理由可以证明,我之所以应该有此项特权,就因为我是我,你是你。31. 合作与观点的可交换性:Nagel 1970; Pinker 2011; Singer 1981/2010。同样,也不可能接受如下对等交易,“我可以抢劫、殴打、奴役、杀死你和你的亲人,你也可以抢劫、殴打、奴役、杀死我和我的亲人”。我们自己遭受的伤害会大大抵消从伤害他人中获得的利益,其实这也是熵定律的另一个潜在含义:伤害比获益更容易发生,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因此,我们会明智地选择缔结一份社会契约,让彼此处于正和博弈的关系之中:防止相互伤害,鼓励相互帮助。

因此,尽管人性存在种种缺陷,但只要人类能设计出各种原则和体系,将局部利益引导为普遍利益,那人性也包含了自我完善的种子。这些原则包括言论自由、拒绝暴力、合作精神、世界主义、尊重人权,以及承认人类天生容易犯错。这些体系包括科学、教育、媒体、民主政府、国际组织和市场。并非巧合的是,它们也正是启蒙运动最主要的精神成果。

03 反启蒙

谁会反对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呢?这些词看上去面目可亲,这些理念似乎也无可挑剔。它们是所有现代机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新闻媒体、民主政府和国际组织所秉承的宗旨,这些理念真的需要辩护吗?

绝对需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现代机构的信任已经土崩瓦解,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公然反对启蒙运动理念的民粹主义运动蓬勃兴起。1. 对现代机构的信任土崩瓦解:Twenge, Campbell, & Carter 2014。Mueller 1999,pp.167–168指出对现代机构的信任度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最高水平,之前和之后都未能超越。保守派对科学的信任度逐渐降低:Gauchat 2012。民粹主义:Inglehart & Norris 2016; J. M ü ller 2016; Norris & Inglehart 2016;另见本书第20章与23章。它们标榜本土主义,拒绝世界主义,推崇专制,反对民主,藐视专家,鄙薄知识,它们沉湎于田园诗般的过去,而无意展望更好的未来。不过,这种表现绝非21世纪的民粹主义所独有(见第20章和第23章)。对科学、理性、进步以及人文主义的蔑视并非源自草根阶层,也并非是无知者所发泄的愤怒。事实上,在精英阶层和文化艺术领域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反启蒙的思想。

一种反启蒙思想认为:它是西方的发明,并不适用于多元化的世界。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问题在于,所有思想都诞生于世界的某个地方,它们的出生地与它们的价值并无关系。尽管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在18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开花结果,但它们植根于理性与人性,所以任何遵从理性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也正因如此,非西方的许多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对启蒙运动的思想也多有表述。2. 非西方文明中的启蒙运动:Conrad 2012; Kurlansky 2006; Pelham 2016; Sen 2005; Sikkink 2017。

不过,对于这种视启蒙运动理念为西方指导思想的观点,我只能说:要真是如此就太好了!事实上,在启蒙运动之后,紧跟着就是一场反启蒙运动,自那时起,西方对启蒙运动理念的态度就一直存在分歧。3. 反启蒙运动:Berlin 1979; Garrard 2006; Herman 1997; Howard 2001; McMahon 2001; Sternhell 2010; Wolin 2004;另见本书第23章。人们才刚刚沐浴启蒙之光,就立刻被告知:黑暗其实并非一无是处;人类应该停止大胆探索的脚步;条规戒律有存在的必要;人性的命运并不是进步,而是停滞或者倒退。

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理念进行了坚决反击。卢梭、约翰·赫尔德、弗里德里希·谢林等人认为理性与情感无法分离,认为个人无法摆脱其所处文化的影响,他们否认人们应该理性行事,否认超越历史和地域的普遍价值,也否认和平与繁荣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在他们看来,人不过是某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比如文化、种族、国家、宗教、精神或某种历史力量,人们应该与自身所属的这个伟大整体保持精神契合。世界上最大的善是英勇的斗争,而不是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暴力乃是自然固有之物,遏制暴力,也等于扼杀生命的活力,正如夏尔·波德莱尔所说:“世上只有三种高尚的人:牧师、勇士和诗人。他们的职能分别是去理解、杀戮和创造。”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理喻,但事实情况是:在21世纪,反启蒙的思想依然广泛存在于精英阶层的各种文化运动和理智运动中。启蒙运动理念认为我们应该运用集体的理性来促进繁荣、减少痛苦,但这个观点现在被认为太过愚蠢,也太过天真,不但无用,也已经过时。下面介绍几种流行的理念,据说它们可以替代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这些理念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也会提到,而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将对它们做出正面回击。

最明显的就是宗教信仰。接受某种信仰,就意味着绝对相信,而不需要充分的理由。因此,对超自然实体的信仰与理性水火不容。宗教也通常与人文主义发生冲突,因为它往往将某种道德利益置于人类福祉之上,例如接受某位神圣的救世主,认同宗教经典中的有关记载,推行某些仪式和禁忌,劝说他人接受相同的信仰,对不接受的人进行惩罚,或者视其为魔鬼。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冲突还表现在:宗教往往将灵魂的价值置于生命之上。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美好。对来世的信仰意味着此生的健康与幸福无足轻重,因为地上的生活不过是通往永恒生命之前的一小段暗夜,可以忽略不计。在宗教徒看来,强迫某人接受救恩是在帮他洗清罪恶,而以身殉道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至于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可以在历史故事和时事新闻中找到各种实例,如中世纪对伽利略的审判、20世纪20年代的“斯科普斯猴子案”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田纳西州高中教师斯科普斯“以身试法”,遭到起诉,成为轰动美国的一起案件。——译者注,以及目前许多基督徒对干细胞研究和气候变化观点的反对。

另一种反启蒙的观点认为,人不过是可供消耗的细胞,它隶属于某类超个体组织,例如宗族、部落、民族、宗教、种族、阶级或者国家。因此,社会的最高目标是集体的荣誉,而非个体成员的幸福。民族主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所推崇的超个体是民族国家,也即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政体。可以从一些极端病态的爱国口号中看出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即便是约翰·肯尼迪总统那句略显温和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也使这种对立一目了然。

我们不应将民族主义与公民价值观、公益精神、社会责任或文化自豪感等同起来。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跨越整个社会的合作与协调。“国家”应该是共享这片领土的人所默认的一种社会契约,就像公寓业主委员会一样,它是促进其成员繁荣兴旺的必要手段。

同样,无论在哪个政治阵营中,都可以找到宗教的捍卫者。即便是那些对宗教信仰的具体内容并不认同的人,也会极力捍卫它的价值,并认为科学和理性在道德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他们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人文主义的存在。4. 为宗教辩护的非宗教人士:Coyne 2015;另见本书第23章。信仰的捍卫者坚持认为宗教有其专属的功能,可以决定人生中的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即便精英人士不需要宗教也可以拥有道德,但对芸芸大众来说却必不可少,即便每个人不需要宗教信仰也可以安居乐业,但宗教乃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讨论宗教的有无显得毫无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宗教没有像启蒙运动所希望的那样偃旗息鼓,而是比以往更加深入人心的原因。这些观点,我将在第23章讨论。

左翼人士往往还支持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将“生态系统”这个超然的实体置于人类利益之上。浪漫的“绿色运动”认为,人类对能源的获取并不是遏制熵增、促进繁荣的重要手段,而是对自然犯下的严重罪行,它将导致一场可怕的审判,例如资源大战、环境污染,以及足以结束人类文明的气候变化。唯一的救赎就是悔改,拒绝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回到小国寡民、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毋庸置疑,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否认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如果听之任之,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发达的社会是否会听之任之?本书第10章将探索一种人文主义的环境保护主义,它比浪漫的“绿色运动”更加开明,它有时也被称为“生态现代主义”或“生态实用主义”。5. 生态现代主义:Asafu-Adjaye et al. 2015; Ausubel 1996, 2015; Brand 2009; DeFries 2014; Nordhaus & Shellenberger 2007;另见本书第10章。

如今,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它让志趣相投的人结成团体,共同尊奉一套宣扬神圣信仰的教义,它刻画出越来越多的恶魔,让人们对其事业的正义性毫不怀疑。我们将在第21章看到,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侵蚀理性与科学。6. 意识形态问题:Duarte et al. 2015; Haidt 2012; Kahan, Jenkins-Smith, & Braman 2011; Mercier & Sperber 2011; Tetlock & Gardner 2015;另见本书第21章。它搅乱了人们的判断,煽动起原始的族群心理,使人们无法正确了解改善世界的方法。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政治对手,而是熵、进化(例如各种瘟疫和人性的各种缺陷)和无知。其中无知最为关键,正是知识的不足让我们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最后两种反启蒙思想超越了左翼与右翼的政治分野。近200年来,无数的人著书立说,宣称现代文明非但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逐渐衰落,并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文明衰落论》(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Civilization)一书中,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历数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末日预言者,他们对种族、文化、政治或生态的衰败敲响了警钟。7.《文明衰落论》封底引言,另见Nisbet 1980/2009。

一些衰落论者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技术妄行扼腕叹息。8. 生态悲观主义:Bailey 2015; Brand 2009; Herman 1997; Ridley 2010;另见本书第10章。即便环境污染不会将我们置于死地,核武器、纳米技术、网络恐怖、生物恐怖、人工智能或者其他生存威胁也必定把我们推下悬崖(见第19章)。即使技术文明能够逃脱彻底毁灭的命运,它也将逐渐沦为一个充满暴力和不公正的人间地狱——一个遍地恐怖主义、懒散之徒、血汗工厂、犯罪集团、非法交易、流亡难民、社会不公、网络欺凌、暴力性侵与仇恨犯罪的“美丽新世界”。

另一些衰落论者则为相反的问题苦恼不已,社会的现代化并没有让生活陷入残酷、危险的境地,而是让它变得过于舒适和安全。这些批评者认为,健康、和平与繁荣只不过是物质享乐的体现,它们让人们远离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在满足各种口腹之欲的同时,技术资本主义也将人推向了一片毫无灵魂的精神荒漠,个个孤独无依、物质至上、循规蹈矩、毫无个性、灵魂空虚。在这种荒谬的存在中,人们饱尝异化、焦虑、混乱、冷漠、欺诈、无聊、不安以及恶心之苦,沦落成“一边等待戈多,一边在荒地上吃着裸体午餐的空心人”9. Nisbet 1980/2009, p. 328.(见第17章和第18章)。

在这个颓废堕落的文明走向黄昏之际,真正的解救之道不是枯燥的理性和腐朽的人文主义,而是某种真实而又神圣的权力意志,它英勇无畏、充满活力,血肉丰满、健全完整。

赫尔曼指出,那些预见文明崩溃的学者和艺术家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历史悲观主义者害怕文明的衰落,但又哀叹无力回天;文化悲观主义者则兴高采烈,陷入“食尸鬼的狂欢”。他们都认为,现代性已经彻底破产,无可救药,一种新的秩序将会在崩塌的废墟中建立起来,这将是一种更加优越的秩序。

对人文主义的最后一种批判,是谴责它过于信奉科学。根据斯诺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第二种文化,这代表了许多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批评家的世界观,它与第一种文化,也就是科学文化相区别。10. 斯诺并未给他所说的两种文化排序,但后来者都以此方式排序,例如Brockman 2003。斯诺对两种文化之间的隔膜进行了抨击,他呼吁将科学更大范围地融入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不仅是因为科学“就智慧的深度、复杂度和清晰度而言,乃是人类心智最美丽、最奇妙的集体创造”11. Snow 1959/1998, p.14.。同时科学知识也负有道德责任。通过治愈疾病、减少饥饿、挽救婴儿与母亲,以及帮助妇女节育,科学可以从整体上减少人类的痛苦。

尽管斯诺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具有先见之明,但在1962年,文学评论家F. R.利维斯(F. R. Leavis)却撰写了一篇极尽侮辱的反驳文章,以至于《观察者报》(The Spectator)在发表这篇文章前,要求斯诺承诺不会因此起诉他们。12. 利维斯的盛怒:Leavis 1962/2013;见Collini 1998, 2013。在指责斯诺“学识浅薄可怜,行文粗鄙不堪”后,利维斯对一种价值体系进行了嘲讽,这种价值体系将“生活水平视为终极标准,将提高生活水平视为最终的目标”。13. Leavis 1962/2013, p. 71.他由此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认为“在与伟大文学作品的对话中,我们会发现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什么是最终的目标?人靠什么而活?——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必须由无比深厚的思想与情感来决定”。然而在我看来,任何一位具有“深厚思想与情感”的人,当他欣慰地看到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免于难产而死时,可能都会有所疑问:作为“我们真正应该相信”的标准,为什么“与伟大文学作品对话”在道德上要高于“提高生活水平”?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二选一的选择?

我们将在第22章看到,利维斯的观点在今天的第二种文化中比比皆是:许多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对科学嗤之以鼻,因为它除了解决日常的生活问题,别的什么都干不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似乎徜徉于精英艺术是至高的品德;他们追求真理的方法并不是提出假设并进行论证,而是依靠自己的博学和阅读习惯发表各种声明。学术杂志经常谴责所谓的“科学主义”,即科学对政治、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入侵。在许多高等院校,科学不被视为对真理的追求,而仅仅是另一个故事或者另一种神话。

因此,启蒙主义的人文思想无法取悦大众。运用知识和理性来增进人类福祉的观点听起来索然无味。为什么要刨根问底,去解释宇宙、行星、生命和大脑?除非它们具有魔法,否则我们不感兴趣!拯救数十亿人的生命、治疗疾病、减少饥饿?听起来无聊至极!人们应该将同情心扩展到全人类吗?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只想要物理法则来关照自己!长寿、健康、知识、眼光、自由,以及美与爱?生活可不仅仅只有这些!

不过,在启蒙主义的各种理念中,最不讨人喜欢的还是进步。即便那些赞成用知识来为人类谋利的人也认为,这在实践中是徒劳无功的。每天的新闻报道为他们的怀疑、挖苦提供了大量证据:当今世界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泪水和哀伤的绝望深渊。如果在启蒙运动过去250年后,我们并没有比中世纪的祖先们过得更好,那么对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的任何辩护都显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场关于启蒙运动的诉讼必须从评估人类的进步开始。

PART Ⅱ 进步

如果你必须选择自己出生的年代,但又不知道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你不知道自己会出生于富有之家还是穷街陋巷,不知道自己会出生在哪个国家,也不知道自己会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你不得不盲目地选择自己想要出生的年代,你最好选择现在。

——巴拉克·奥巴马

04 进步恐惧症

知识分子厌恶进步,那些标榜自己为“进步人士”的知识分子尤其厌恶进步。这并不是说他们讨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例如:大多数专家、批评家以及思想传统的读者都在使用电脑,而不再是羽毛笔和墨水瓶;他们更愿意在手术时接受麻醉,而非直接动刀。真正让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的,是进步的理念,也就是启蒙运动认为通过理解世界可以改善人类处境的理念。

他们发明了一系列贬义词来表达鄙视。如果你认为知识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那就是陷入了“盲目迷信”或“准宗教信仰”,相信社会将永远前进,实现“不可避免的进步”,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一个“过时的迷信”和“虚假的希望”。你也因此沦为美国庸俗的“没有不可能主义”的鼓吹者,成为政治宣教、硅谷精神和商业主义的无脑拥趸。你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辉格党”“乐天派”或者少女“波丽安娜”(Pollyanna)美国女作家埃莉诺·霍奇曼·波特(Eleanor Hodgeman Potter)所著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以积极向上著称,因此成为“乐观”的代名词。——译者注,就像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的哲学家邦葛罗斯(Pangloss)一样,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完美的世界”。

然而,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邦葛罗斯教授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现代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明天的世界将会比今天美好得多。伏尔泰的讽刺对象其实不是启蒙主义的进步理念,恰恰相反,他讽刺的是进步的对立面,也就是宗教对苦难的合理化,也称“神义论”。根据这种理论,上帝别无选择,只能听凭瘟疫和屠杀存在,因为没有瘟疫和屠杀的世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些冷嘲热讽的贬义词外,世界将越变越好的观点在知识阶层中也早已过时。在《文明衰落论》一书中,阿瑟·赫尔曼所列举的末日预言者都是人文学科教科书中的明星大腕,例如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萨特、法农、福柯、萨义德、韦斯特,以及一批生态悲观主义者。1. Herman 1997, p. 7.另有Joseph Campbell, Noam Chomsky, Joan Didion, E. L. Doctorow, Paul Goodman, Michael Harrington, Robert Heilbroner, Jonathan Kozol, Christopher Lasch, Norman Mailer, Thomas Pynchon, Kirkpatrick Sale, Jonathan Schell, Richard Sennett, Susan Sontag, Gore Vidal, Garry Wills。在对20世纪末的知识界进行全面考察后,赫尔曼对人文主义的“有力倡导者”(也就是相信“由于人在社会中产生了冲突和问题,他们也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的全面衰退深感惋惜。在《进步观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一书中,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也指出:“对于西方世界发展进步的怀疑论,在19世纪还仅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然而在20世纪后20年里却如野火蔓延,不仅影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波及了数以百万的西方人。”2. Nisbet 1980/2009, p. 317.

的确,不仅是那些以学问谋生的人认为世界坐上了一辆通往地狱的手推车,即便是普通人,当他们切换到“推理”模式时,也会持相同的观点。心理学家早已发现,人们往往通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生活,认为自己会比一般人更为幸运,免受离婚、失业、意外事故、疾病和犯罪之苦。但如果把问题从个人生活转到周遭社会,他们就从少女“波丽安娜”变成小驴“屹耳”(Eeyore)美国著名动画角色,天生悲观消极。——译者注

公众舆论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乐观的豁裂”。3. 乐观的豁裂:McNaughton-Cassill & Smith 2002; Nagdy & Roser 2016b; Veenhoven 2010; Whitman 1998。近20年里,无论经济是繁荣还是萧条,大多数欧洲人在接受民意调查时都认为自己来年的收入会比本年更好,但同时大多数人又认为本国的经济形势会出现滑坡。4. “欧盟晴雨表”调查结果,发表于Nagdy & Roser 2016b。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表示移民、早孕、垃圾泛滥、失业、犯罪、故意破坏以及毒品是英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但很少有人认为他们当地存在这些问题。5. 调查结果引自Ipsos 2016, "Perils of Perception (Topline Results)",图见Nagdy &Roser 2016b。环境质量也一样,多数人都相信自己当地的环境质量要优于本国的环境质量,而本国的环境质量又优于世界平均水平。6. Dunlap, Gallup, & Gallup 1993,图见Nagdy & Roser 2016b。1992—2015年,几乎每年的暴力犯罪率都呈直线下降,但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犯罪现象越来越多。7. J. McCarthy, "More Americans Say Crime Is Rising in U.S.," Gallup.com, Oct. 22,2015.2015年年末的一次民调显示,在1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人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而在过去的40年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美国“走错了方向”。8.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认为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的人占据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有澳大利亚、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挪威、新加坡、瑞典、中国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见YouGov poll, Jan. 5, 2016。美国走错了方向:Dean Obeidallah, "We’ve Been on the Wrong Track Since 1972," Daily Beast, Nov. 7, 2014。

他们说得对吗?悲观主义是正确的吗?世界的状况就像理发店旋转招牌的螺旋条纹一样越转越低?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每天的新闻报道里充斥着有关战争、恐怖主义、犯罪、污染、不公、吸毒和压迫的各种消息。它们不仅仅成为头条新闻,还是新闻专栏和长篇报道的关注热点。许多杂志的封面文章也发出各种警告,提醒我们即将爆发的混乱、瘟疫、传染病、崩溃以及农业、健康、退休、福利、能源、赤字等其他方面不计其数的各种“危机”,为了让文章登上封面,作者不得不夸大其词,将它们升级为“严重危机”。

认知偏差

无论世界是否真的变得越来越糟,我们的认知都会受到新闻的影响,从而产生这样的印象。新闻关注的是发生的事,而非没有发生的事。从来没有记者会对着镜头说:“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发生战争的国家进行现场直播。”或者一座没有被轰炸的城市、一所没有遭受枪击的学校。只要地球上还有坏事发生,就会有足够的内容来填满新闻节目。

在发生的所有事件中,好事和坏事是在不同的时间线上展开的。新闻并不是“历史的初稿”,它更接近现场直播的赛事解说。它关注的是离散事件,通常是自上一版发行以来的各类事件,在早些时候,是前一天发生的事,现在则变成了几秒前。9. 引自B. Popik, "First Draft of History (Journalism)," BarryPopik.com。坏事往往很快发生,但好事却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因此它们的进度与新闻周期并不同步。和平学研究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指出,如果一份报纸每50年出版一期,它就不会报道这半个世纪里的名人八卦和政治丑闻,它关注的将是世界性的重大变化,例如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10. 新闻的周期与本质:Galtung & Ruge 1965。

新闻的这种本质很可能让人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观感,这是因为人类的心智存在漏洞,经济学家、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称之为“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人们往往依据容易想到的例子来预测某类事件的可能性或者出现的频率。11. 可得性启发式:Kahneman 2011; Slovic 1987; 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1982; Tversky & Kahneman 1973。这在各个行业都是一条有用的经验法则,频繁的事件会给大脑留下更深刻的记忆,因此记忆越深,往往意味着事件越频繁。例如,你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日常所见,就能推断出在城市里鸽子比黄鹂更为常见,而无须对二者进行数目统计。

但是,如果大脑很轻松地检索出某个记忆,不是因为它的频繁出现,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例如新近发生、鲜活生动、异常血腥、与众不同,或者令人不安,人们就会高估这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如问大家,在英语中下面哪一类单词更多:是以k开头的单词,还是以k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大多数人都会说前者,而事实上后者的数量是前者的3倍,例如alkaline、ankle、ask、awkward、bake、cake、make、take等。由于我们是依据单词的首音节来进行检索,因此像keep、kind、kill、kid和king这样的单词就更有可能跳入大脑。

这种可得性偏差是人们做出错误推理的一个普遍原因。医学院新生习惯将每一次皮疹当作某种外来疾病的症状。度假者不敢下海,因为他们不久前读过鲨鱼袭击的故事,或者刚刚看过电影《大白鲨》。12. 错觉的风险:Ropeik & Gray 2002; Slovic 1987。看过电影《大白鲨》之后害怕游泳:Sutherland 1992, p.11。飞机失事总是成为头条新闻,即便死于车祸的人其实更多,车祸却很少引起关注,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害怕坐飞机,但几乎没有人害怕开车。同样,和每年夺走超过4 000条美国人生命的哮喘比起来,人们往往认为每年导致大约50个美国人死亡的龙卷风是更为常见的死亡原因,这大概也是因为龙卷风是更好的收视保障。

因此很容易明白,在“无流血,不头条”这类新闻原则的助燃下,可得性偏差是如何引发公众对世界现状的悲观情绪的。媒体学者对不同种类的新闻报道做过统计,他们也将一些新闻素材拿给编辑,看他们从中选取了哪些素材,以及如何表现这些素材。通过研究,学者得出了可靠的结论:在面对相同的一组事件时,新闻传播者更热衷于其中的负面事件,而非正面的消息。13. “无流血,不头条”(反之亦然):Bohle 1986; Combs & Slovic 1979; Galtung &Ruge 1965; Miller & Albert 2015。而这又为抢占社论版面的悲观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写作模式:列出本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所有坏事,并由此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现代文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负面新闻本身就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大量阅读新闻的人非但不能更好地了解现实,反而会对现实产生误判。他们对犯罪问题更为忧虑,即便犯罪率正在不断下降。有时他们还会完全脱离现实。这种恐惧无异于杞人忧天。毫不奇怪,每天接受负面新闻的读者容易变得悲观沮丧,正如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献综述指出的那样:“夸大风险、焦虑不安、情绪低落、习得性无助、蔑视或敌视他人、麻木不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回避新闻。”14. 阅读新闻的影响:Jackson 2016。另见Johnston & Davey 1997; McNaughton-Cassill 2001; Otieno, Spada, & Renkl 2013; Ridout, Grosse, & Appleton 2008; Unz, Schwab, & Winterhoff-Spurk 2008。他们也因此变成宿命论者,常常说出“我为什么要投票?这无济于事”,或者“我是本打算捐款,但下个星期还会有别的孩子挨饿”之类的话来。15. 引自J. Singal, "What All This Bad News Is Doing to Us”, New York, Aug. 8, 2014。

新闻恶习和认知偏差相互作用,给我们展示了世间最坏的景象,那如何才能对世界状况做出全面合理的评估?答案是看数字。有多少人遭受暴力的侵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有多少人在生病,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生活贫困,多少人面临压迫?有多少人是文盲,多少人在遭受不幸?这些数字是在上升还是下降?这种定量的方法尽管有点书呆子气,但却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因为它对每条生命都一视同仁,而不会因为某些人与我们关系最近,或者长相最为上镜而另眼相看。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苦难的根源,从而知道哪种方法最有可能减少苦难。

这正是我在2011年出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的目的。书中提供了100多幅图表,展示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暴力以及产生暴力的各种条件是如何减少的。这些下降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原因也各不相同,我给它们一一取了名字。首先是“平靖进程”,随着实体国家对领土的有效控制,种族冲突和仇恨造成的死亡率降低到原来的1/5。其次是“文明进程”,随着早期现代欧洲建立起一整套法律制度和自我规范,凶杀和其他暴力犯罪的数量减少到原来的1/40。再次是“人道主义革命”,也就是启蒙时代对奴隶制、宗教迫害和残酷刑罚的废除。最后是历史学家所说的“长期和平”,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战争日趋减少的现象。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又迎来了“新和平”时代,内战、种族灭绝和独裁统治大幅减少。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权利革命”席卷了整个世界,包括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和动物权利。

凡是熟悉数据的专家,大都不会对这些下降提出异议。例如历史犯罪学家普遍认为,凶杀率在中世纪之后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关系学家也早已发现,大规模战争在1945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少。16. 暴力的减少:Eisner 2003; Goldstein 2011; Gurr 1981; Human Security Centre 2005;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09; Mueller 1989, 2004a; Payne 2004。但这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这一系列图表都是以时间为横坐标、以死亡数据或者其他衡量数据为纵坐标,上面清晰地绘有自左向右的下行曲线,我原本以为它们可以纠正读者的认知偏差,并让他们明白,至少就这方面的福祉而言,世界是在不断进步的。但我从各种质疑与反对中发现,人们更多的是拒绝进步的理念,而非数据的缺陷。当然,任何数据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地反映事实。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所取样本的代表性进行质疑,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些反对意见不仅表现出对数据的怀疑,同时也表现出对人类状况改善的可能性认识不足。许多人缺乏一种概念工具来确证进步是否发生,认为关于明天会更美好的想法不可能通过计算得出结果。以下是我与质疑者的典型对话:

暴力自有史以来就在直线下降了!这太好了!

错,不是“直线”的,如果人类某种行为的兴衰变迁可以形成固定的规律,以某个时间为单位(十年或者一个世纪)均速减少,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它也不是“单调”的(这可能是质疑者心中的想法),也就是说总在下降或者保持不变,而永远不会上升。真实的历史曲线通常会波动、上扬,会出现峰值,有时也会急剧变化,例如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犯罪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之后所爆发的内战。进步就是暴力趋势偏差叠加的结果,或是一次陡然的下降,或是一段缓慢的递减,又或者是从一次短暂的暴增回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进步并不总是单调向前,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17. 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Deutsch 2011, pp. 64, 76, 350; Berlin 1988/2013, p. 15。但是,一旦这些新问题被依次解决,进步就会恢复。

顺便说一句,正是社会数据的非单调性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种简单的伎俩,用以强调负面的信息。如果你无视某个问题一直以来的下降趋势,而只报道其中的每一次上升(毕竟这才是“新闻”),就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糟,即使它其实是越来越好。在2016年上半年,《纽约时报》便三次使用了这种招数,其中就涉及自杀、寿命以及车祸死亡的数据。

如果暴力水平并不是一直下降,那就意味着它是周期性的,因此即便它现在处于较低的水平,它的反弹也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错,一段随时间变化所呈现的统计特征,可以是不可预测的波动,而并不一定具有周期性,就像钟摆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换言之,即便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逆转,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许多投资者都因为把赌注押在某个神话般的“商业周期”上而赔得精光,但实际上“商业周期”包含着各种不可预测的变化。在积极的发展趋势下,当逆转的发生不再如此频繁,也不再如此严重,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停止时,进步就产生了。

你怎么能说暴力减少了呢?你难道没有在早间新闻里看到学校枪击(或恐怖爆炸、炮弹袭击、足球骚乱、酒吧杀人)事件吗?

减少不等于消失,正如“Y<X”并不意味着“Y= 0”。有些东西可以大幅减少,但不一定完全消失。这也就是说今天的暴力水平与暴力是否下降的问题完全无关。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现在的暴力水平与过去进行比较。每当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过去的暴力多得惊人,即便它们并不像早间的头条新闻那样生动新鲜。

如果你是受害者中的一员,那么所有关于暴力的统计数据都没有任何意义。

没错,但这些数据却意味着你不太可能成为受害者。也正因如此,它对世界上数百万人来说意味着一切,因为如果暴力水平还像过去那么高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沦为暴力的牺牲品。

你是说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反正暴力问题会自行解决。

“这不合逻辑,船长。”电影《星际迷航》中的经典台词。——译者注如果你看到一堆洗好的衣服,这并不意味着衣服是自己变干净的,而是有人把它们洗好了。如果某种暴力行为呈现下降的趋势,那说明是社会、文化或物质环境的某些变化导致其发生下降。如果这些条件一直存在,暴力就可能继续维持较低的水平,甚至会进一步下降,可一旦它们不复存在,情况就会不同。因此找出暴力下降的原因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由此强化并广泛地利用它们,以确保暴力不断减少。

暴力已经减少的说法实在是天真幼稚,未免感情用事,也未免过于乐观,过于浪漫主义,这是辉格党式的思维和乌托邦式的理想,就像少女“波丽安娜”或者哲学家邦葛罗斯。

错,看到暴力减少的数据,并得出“暴力已经减少”的结论,这是在描述客观事实。看到暴力数据的减少却偏偏说“暴力正在增加”,则是在歪曲事实。无视这些数据而说“暴力正在增加”,则是无知的表现。

至于浪漫主义的指控,我可以自信地予以辩解,因为我写的《白板》(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史蒂芬·平克的《白板》《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心智探奇》四部著作均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一书就是坚定的非浪漫主义和反乌托邦的作品,它认为进化让人类拥有了某些恶意的动机,例如贪婪、欲望、支配、复仇和自我欺骗。但我也相信,人类也被赋予了一颗同情之心,一种反思自身困境的能力,以及思考问题和分享新想法的能力。用林肯的比喻来说,它们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只有直面这些事实,才能知道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内心的天使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心中的魔鬼。

你怎么能够预料暴力会继续减少?你的理论可能会因为明天爆发的战争而被驳倒。

关于暴力水平下降的陈述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对事实的观察结果。当然,指出某种行为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并不等于说这种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就像理财产品广告必须向客户说明的那样: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

既然如此,这些图表和分析有什么用呢?难道科学理论不是要做出可验证的预测吗?

科学理论是通过实验来做出预测。在实验中,各种因果关系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对这个世界做出全面的预测,地球上有70亿人口,他们在世界网络中传播着各种思想病毒,并且与气候和资源的无序周期发生互动。宣称这个无法控制的世界将会有怎样的未来,但却不能对一切事情的发生进行解释,这不是预测,而是预言。正如戴维·多伊奇所指出的那样:“在知识创造的所有限制中,最重要的是无法预言:我们无法预测尚未创建的思想会包含哪些内容,或者它们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限制不仅与知识的无限增长相一致,而且也是由它所导致的。”18. Deutsch 2011, p. 193.

不过,无法预言并不代表可以忽视事实。人类福祉在某些方面的改善表明,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东西在推动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非相反。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取决于我们是否了解这些推力是什么,以及它们会存在多久。对不同趋势的预测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些像是摩尔定律,也就是说每块芯片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每隔两年便会增加一倍,从而给人信心(尽管不是很确定),相信进步会持续下去。有些则像是股票市场,可以预测出短期波动之后的长期收益。有些则陷入统计学上的厚尾(thick tail)分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极端事件,即便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也不能排除在外。而其他的则可能是周期性的或者无序性的。19. 厚尾分布:见第19章,又详见Pinker 2011, pp. 210–222。第19章和第21章将考察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进行理性预测。现在你只要记住一点:一个积极的趋势表明(但不能证明),我们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寻找究竟做对了什么,并尽力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当这些反对意见都被一一拆解之后,我看到还有不少人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办法,试图证明当今世界并不像数据所显示的那样美好。在实在没有办法之后,他们转向了语义学:

难道网络谩骂不是暴力吗?露天开采不是暴力吗?社会不公不是暴力吗?环境污染不是暴力吗?广告宣传不是暴力吗?对暴力进行数据统计不是暴力吗?

隐喻是一种绝佳的修辞手法,但它却无助于评估人类的状况。道德推理需要相称性。虽然在推特上发表低俗评论是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但这与贩卖奴隶或种族屠杀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同样,也需要区分修辞与现实。走进一家强暴危机中心,质询他们为遭受“强暴”的环境做过些什么,这对真正的强暴受害者和被污染的环境都没有任何作用。让世界变得更好需要了解因果关系,虽然原始的道德直觉习惯于将所有坏事混在一起,从而找出某个替罪羊来承担一切责任,但这些“坏事”之间并没有确切的联系,我们不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解,或全部消除。战争、犯罪、污染、贫困、疾病和野蛮等坏事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想要减少它们,就不能玩文字游戏,使之无法区别对待。

“负面情绪”是把双刃剑

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全面考察,是为了进一步阐释人类进步的其他方面。人们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的怀疑反应让我相信,不仅仅是可得性启发式导致人们对进步感到悲观,而新闻媒体之所以偏好坏消息,也不是完全出于对眼球和点击率的犬儒式追逐。进步恐惧有着更为深层的心理根源。

其中最为深层的是一种心理偏见,可以将其概括为一句口号:“坏大于好。”20. 消极偏见:Baumeister, Bratslavsky, et al. 2001; Rozin & Royzman 2001。可以通过特沃斯基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实验来了解这种想法。21. 个人通信,1982年。例如,你能想象一下比现在的自己更为开心的画面吗?同样,你能想象一下比现在的自己更为难过的画面吗?对于前一个问题,答案可能不过是轻松欢快的步伐,或者闪烁着快乐的眼神,但后一个问题却是无底洞。这种情绪的不对称性可以用人生的不对称性来解释,也是熵定律的必然结果。

想象一下,生活中有哪些偶然事件会让你变得幸福?又有哪些偶然事件会给你带来痛苦?结果还是一样。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想到一笔意外之财,或者一个突如其来的好运。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无底洞。事实上,即便不借助想象,我们也会有这种想法。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对损失的恐惧超过了对收益的期待,对逆境的忧虑超过了对顺境的满足。批评给人带来的痛苦比表扬带来的喜悦更为强烈。作为一名心理语言学家,我不得不补充一句:在英语中,有关负面情绪的词汇要比正面情绪的词汇多得多。22. 更多的负面词汇:Baumeister, Bratslavsky, et al. 2001; Schrauf & Sanchez 2004。

这种消极偏见也会有例外,比如在自传体记忆中,虽然在怀念美好往事的同时也会记起不好的事情,但不幸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尤其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23. 美化记忆:Baumeister, Bratslavsky, et al. 2001。我们喜欢怀旧,时间能治愈人类记忆中的许多创伤。另外还有两种错觉会对我们产生误导,让我们认为事情已经不同往昔:将往往随着成年和为人父母而日益增长的人生负担,误认为是世风日下的结果;将自我能力的下降误认为是整个时代的衰落。24. 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幻想:Eibach & Libby 2009。正如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Franklin Pierce Adams)所说:“没有什么比糟糕的记忆更让人怀念美好的往昔。”

智识阶层本应该努力消除我们的认知偏差,但却在时刻强化它们。治疗可得性偏差的方法是定量思考,但文学学者史蒂芬·康纳(Steven Connor)注意到,“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人们毫无例外地对数字领域的逐渐渗透感到恐惧”,25. Connor 2014;另见Connor 2016。是“对数学有意的目盲,而非偶然的无知”让许多作家看到今天和过去一样都存在战争,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毫无改变。”他们未能将一个只有几次战争、伤亡不过几千人的时代与爆发数十场战争、动辄百万人丧命的时代区分开来。而且,这也让他们对长期以来推动社会逐步改善的系统性进程无动于衷。

智识阶层也缺乏处理消极偏见的能力。事实上,对坏事发生的高度警惕为那些专业的挑剔者提供了一个市场,他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可能忽视的坏事上。实验表明,一个对图书大肆批评的评论家往往比爱说好话的评论家显得更有水平。对社会的批评也是如此。26. 挑剔的书评家显得更有水平:Amabile 1983。“如果你总是做最坏的预测,你就会被奉为先知。”幽默音乐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曾经这样建议。希伯来先知往往将社会批评与灾难预警混在一起,至少从那时起,悲观主义就等同于道德的严肃性。新闻记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报道负面消息来履行监督社会、揭发丑闻和针砭时弊的职责。知识分子也知道,通过指出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将其上升为病态社会的一种普遍症状,可以让自己产生庄重的使命感。

反之亦然。金融作家摩根·豪泽尔(Morgan Housel)发现,悲观主义者的话听起来像是一种善意的劝告,而乐观主义者的话听起来则像是在兜售私货。27. M. Housel, "Why Does Pessimism Sound So Smart?" Motley Fool, Jan. 21, 2016.每当有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时,批评者会马上指出,它不是万能药,不是魔法棒,不可能一劳永逸,它不过是一个创可贴,一种权宜之计,无法触及根本问题,而且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万能药,任何事情都会产生副作用,你不可能孤立地做一件事情。这些常见的说法不过是否认一切事物都有改善的可能。28. 同样的观点另见经济学家Albert Hirschman(1991)与新闻记者Gregg Easterbrook(2003)。

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也可以是高人一等的表现。现代社会是一个精英联盟,这些精英来自政治、工业、金融、科技、军事和学术等各个领域。所有人都在争夺声望和影响力,并对社会的运转负有不同的责任。对现代社会的抱怨成为一种贬低对手的间接方法——它让学者感觉自己优于商人,而商人则感觉自己优于政客,如此等等。正如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所说:“赞誉的竞争使人倾向于厚古而薄今,因为人与生者竞而不与死者争。”

诚然,悲观主义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同情之环的延伸使我们开始关注更多的伤害,而这些伤害在过去更为无情的时代常被忽略不计。今天,我们将叙利亚内战视为一场人道主义悲剧。而对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战争,则很少有人作同等的看待,尽管它们让更多的人死于非命,或流离失所。在我成长期间,校园霸凌被认为是少年生活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当时的人们很难相信将来的某一天美国总统会专门就此发表演说,谴责这种恶行,然而奥巴马在2011年就真的这样做了。当对人道问题投入更多关注的时候,我们往往将身边的各种伤害误认为是世界堕落的信号,而不是源于道德标准的提高。

但毫无顾忌的负面情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最近几位新闻记者也开始指出这个问题。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纽约时报》撰稿人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与蒂娜·罗森伯格(Tina Rosenberg)反思了媒体在它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中扮演的角色:

新闻界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让特朗普成了受益者,也就是说“严肃新闻”本质上可以定义为“出了什么问题”……几十年来,新闻界一直关注各种问题,以及一些看似无法治愈的社会病症,这为特朗普所散播的不满与绝望的种子提供了土壤,使之生根发芽。……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如今许多美国人很难想象渐进式的系统变革会给社会带来好转,他们不再重视它,甚至不再相信它,这让他们渴望一场彻头彻尾的颠覆性变革。29. D. Bornstein & T. Rosenberg, "When Reportage Turns to Cynicism," New York Times,Nov. 14, 2016.关于“建设性的新闻”运动,另见Gyldensted 2015,Jackson 2016,以及杂志Positive News。

伯恩斯坦和罗森伯格并没有责备通常所认为的那些罪魁祸首,比如有线电视、社交媒体以及深夜喜剧演员,而是将其追溯到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新闻媒体开始由美化领导人转变为监督领导人,但却未免矫枉过正,走向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犬儒主义,有关美国政治人物的一切事情都会受到媒体猛烈的抨击。

如果“进步恐惧症”根植于人性之中,那么我对新闻变得越来越消极的看法是否也是可得性偏差所导致的错觉?看一看客观数据的结果,这也是我将在本书其他部分所使用的方法。数据科学家卡莱弗·利塔鲁(Kalev Leetaru)对1945—2005年《纽约时报》所发表的每篇文章,以及1979—2010年之间来自130个国家的经过翻译的文章和广播进行了“情绪挖掘”。情绪挖掘是通过对积极词与消极词的数量和语境进行统计分析,从而评估一篇文章的情感基调,例如“良好”和“美好”、“可怕”和“恐怖”等。图4-1是统计的结果。抛开那些反映当代历史危机的摇摆和波动,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的确变得越来越消极。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纽约时报》逐渐变得郁郁寡欢,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回升,但也只是一点点,21世纪的前10年则又陷入更为低迷的情绪之中。同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媒体也变得越来越悲观。

在这几十年里,世界真的是变得越来越糟吗?请记住图4-1,因为我们将要在以后的章节考察人类的真实状况。

为什么说人类的进步是惊人的

什么是进步?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的事情,因此永远找不到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生存好过死亡,健康优于疾病,温饱胜过饥寒,富足强于贫穷,和平好过战争,安全胜过危险,自由优于专制,权利平等强于偏见与歧视,识文断字好过目不识丁,文化胜过无知,智慧强于愚蠢,快乐好过痛苦。与亲朋好友、文化自然的亲密接触胜过日复一日的繁重劳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数据来测量。如果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那就是进步。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份清单。很明显,它体现的是人文主义价值观,里面没有涉及宗教、浪漫以及贵族式的美德,例如救赎、优雅、神圣、英雄、荣誉、荣耀和本真。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必要的起点。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称颂那些超然的价值观念,但大多数人都把生命、健康、安全、知识、生存和快乐放在首位,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先决条件。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段文字,说明你现在远离死亡、饥饿、贫困、恐怖和奴役的威胁,也说明你不是一个文盲,这意味着你无权对这些价值观嗤之以鼻,或者否认别人也应该拥有你这样的好运。所以也毋庸置疑,整个世界都认同这些价值观。2000年,联合国所有189个成员国,连同24个国际组织,商定了2015年八项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与前面的清单高度重合。30.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1)消除极端贫困与饥荒;(2)全球普及初等教育;(3)促进男女平等,赋予女性权利;(4)降低儿童死亡率;(5)改善产妇健康;(6)解决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7)确保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8)开展全球合作,以加速经济发展。

令人吃惊的是,在衡量人类福祉的所有指标上,世界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人知道这回事。

虽然主流的新闻媒体和知识论坛很少发布有关人类进步的消息,但如果你愿意了解,还是很容易找到的。这些数据并没有埋藏在冗长枯燥的报告中,而是刊载在各种制作精良的网站上,特别是马克斯·罗泽(Max Roser)的Our World in Data、玛丽安·图皮(Marian Tupy)的Human Progress以及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Gapminder。罗斯林发现,即便他在2007年的TED演讲中表演了吞剑,也没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同样,我们在不少文笔优美的著作中也能找到相关证据,其中一些作者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仅仅是这些书的书名就可以让我们听到进步的号角:《进步》(Progress)、《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无限的进步》(Infinite Progress)、《无限的资源》(The Infinite Resource)、《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现实主义的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富足》(Abundance)、《改善世界》(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蒸蒸日上》(Getting Better)、《宿命的终结》(The End of Doom)、《道德之弧》(The Moral Arc)、《大齿轮》(The Big Ratchet)、《逃离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大增长》(The Great Surge)、《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31. 有关进步的书籍:Norberg 2016; Easterbrook 2003; Reese 2013; Naam 2013; Ridley 2010; Robinson 2009; Bregman 2017; Phelps 2013; Diamandis& Kotler 2012; Goklany 2007; Kenny 2011; Bailey 2015; Shermer 2015; DeFries 2014; Deaton 2013; Radelet 2015; Mahbubani 2013。

上面这些书没有一本获得图书类的大奖,而与此同时,在普利策非虚构类的获奖作品中,有四本书讲述种族屠杀,三本书涉及恐怖主义,两本书讨论癌症现象,两本书揭露种族主义,一本书涉及动物灭绝。此外,那些喜欢“清单体”的人也可以看看近年来的一些网络推文,例如“5个理由说明2013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年”“世界比看起来更加美好的7大理由”“26张图表和地图显示世界正越变越好”,以及我最喜欢的一条:“50个理由: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下面就来看看其中的一些理由。

05 寿命

努力活着是所有生物最原始的冲动,人类更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明确决心尽可能地逃避死亡。《希伯来圣经》中的上帝吩咐道:“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高呼:“奋起、奋起,抓住那一缕即将熄灭的光。”长寿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遍及全球的长寿之福

你认为当今世界的平均寿命是多少?要知道,世界的平均水平受到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制约。在这些国家,饥饿和疾病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过早死亡,尤其是婴幼儿死亡,这使得在计算平均值时不得不加上许多个零。

在2015年,这个答案是71.4岁。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a.这和你的猜想相差多大?在最近一次调查中,汉斯·罗斯林发现,只有不到1/4的瑞典人认为有这么高,这一结果与“无知项目”(Ignorance Project)针对寿命、读写能力和贫困等问题所进行的跨国民意调查基本相符。“无知项目”的标志是一只黑猩猩,因为罗斯林解释道:“即便我把问题的选项写在香蕉上,让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从中选出正确的答案,它们都会比受访者做得更好。”事实上,这些受访者中包括许多研究世界健康问题的学生和教授,与其说他们是愚昧无知,还不如说是过于悲观。2. Hans and Ola Rosling, "The Ignorance Project," https://www.gapminder.org/ignorance/.

图5-1引自马克斯·罗泽的“几个世纪以来的预期寿命”相关报告,它展现了人类平均寿命的历史变化。在曲线的开端,也就是18世纪中叶,欧洲和美洲的预期寿命大概为35岁左右,而且在之前有据可查的225年里都一直如此。3. Roser 2016n;对英国1543年的估算数据引自R. Zijdeman, OECD Clio Infra。整个世界的预期寿命为29岁,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的预期寿命大致都是如此。狩猎采集时代的预期寿命约为32.5岁,在农耕社会的开端,由于食用淀粉类食物以及人畜、人人之间的疾病传播,预期寿命可能有所下降,随后在青铜时代回升到30岁出头,并保持数千年不变,只在个别时期或地域出现过小范围的波动。4. 狩猎采集时代:Marlowe 2010, p. 160。关于哈扎部落的预期寿命,它的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与Marlowe对478个狩猎采集部落调查结果的中位数相同(p. 261)。第一代农民到铁器时代:Galor & Moav 2007。千年以来没有增长:Deaton 2013, p. 80。我们可以将这个历史阶段称为“马尔萨斯时代”。在这个时代,农业或卫生条件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被随之而来的人口膨胀迅速抵消。当然,用“时代”一词来指代99.9%的人类历史,不免有些古怪。

然而从19世纪起,世界开始了一场“大逃离”(the Great Escape),这是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明的术语,意指人类从贫穷、疾病和过早死亡的宿命中解脱出来。人类预期寿命开始提高,并在20世纪加速上扬,而且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正如经济史学家约翰·努尔贝里(Johan Norberg)所说,我们习惯地认为“每长大一岁,就离死亡近了一年,但在20世纪,一个人每长大一岁,离死亡只近了7个月”。令人激动的是,长寿之福遍及整个人类,包括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它们的增长步伐比富裕国家更为迅速。“肯尼亚人的预期寿命在2003—2013年间提高了将近10岁。”努尔贝里写道,“在历经了10年的生活、欢爱和奋斗之后,肯尼亚人的余生之年并没有减少一分。每个人都增长了10岁,但死亡却没有因此更近一步。”5. Norberg 2016, pp. 46 and 40.

在“大逃离”开始之初,一些幸运的国家得以捷足先登,从而遥遥领先,然而随着其他国家的追赶,预期寿命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1800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预期寿命超过40岁,到1950年,欧洲和美洲的预期寿命已增至60岁左右,远远高于非洲和亚洲。但从那时开始,亚洲的增长速度飙升至欧洲的2倍,非洲则是欧洲的1.5倍。今天,一个非洲人可以活到与20世纪50年代的美洲人或30年代的欧洲人相同的年纪。如果不是艾滋病的影响,非洲的预期寿命会更长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成功控制局面之前,艾滋病的蔓延导致非洲的预期寿命坠入一个可怕的低谷。

艾滋病所导致的下降提醒我们,进步不是一部自动扶梯,能够一往无前地提高世界各地所有人的幸福。这只有魔法才能做到,而进步并非魔法的结果,而是解决问题的结果。问题总是不可避免,人类的某些群体或地区有时会遭受可怕的挫折。除了非洲艾滋病的施虐外,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导致全球青年人口下降,21世纪初,同样的流感也造成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非西班牙裔中年白人总数减少。6. 西班牙大流感:Roser 2016n。美国白人死亡率:Case & Deaton 2015。这都使预期寿命出现过倒退。但问题总是可以解决,在其他每一次有关西方人口的统计数据中,预期寿命都在上升。这一事实表明,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也同样存在。

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是平均寿命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这既因为儿童容易夭折,也因为与死于60岁的人相比,儿童的死亡会将平均值拉低许多。图5-2展示了启蒙时代以来5个国家的儿童死亡率的变化情况,这些变化大致可以代表它们所在的大陆。

图的纵坐标代表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的确,直到19世纪,即便在当时的富有国家瑞典,仍有25%~33%的儿童在5岁生日之前就夭折了,而且在某些年份里,死亡的人数更是接近一半。这似乎是人类历史的一种标准状态:在狩猎采集时代,20%的孩子在出生头一年就会夭折,而几乎有一半的人活不到成年。7. Marlowe 2010, p. 261.20世纪之前出现的尖峰并不是数据噪声,它反映了生命的危险性:随便一场瘟疫、战争或者饥荒,都会敲开死亡的大门。即便条件优渥也避免不了悲剧的发生:查尔斯·达尔文失去了两个襁褓中的孩子,他心爱的女儿安妮(Annie)也在10岁时病逝。

此后便如同奇迹发生一般。发达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几乃至零点几,而且这一趋势逐渐向世界扩散。安格斯·迪顿在2013年指出:“今天,没有哪个国家的婴幼儿死亡率高于1950年。”8. Deaton 2013, p. 56.从20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的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死亡率从25%左右降到10%以下,世界儿童死亡率也从18%降至4%。当然,这个数字还是很高,但只要继续努力,一如既往地改善世界健康状况,数字一定还会下降。

请记住这些数字背后的两个事实。一个事实与人口有关:孩子存活的概率越大,父母生育孩子的数量也就越少,因为他们不需要通过大量生育来抵消老来无子的风险。因此不必担心拯救儿童的生命会引发“人口爆炸”(这一担心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生态恐慌,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要求减少医疗保健的呼吁),恰恰相反,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消解了这种危机。9. 减少卫生经费:N. Kristof, "Birth Control for Others,"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8。

另一个事实与个人有关。失去孩子是人生最为痛苦的经历,请想象一下这种经历,然后再重复想象100万次。100万这个数字仅仅是2017年免于夭折的儿童总数的25%,这些孩子如果出生于15年前,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在此基础上乘以200,这大概是儿童死亡率开始下降以来所有幸免夭折的儿童数量。图5-2这样的曲线展示了人类福祉的胜利,而这场胜利的辉煌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类即将取得另一场胜利,破除大自然所施加的一个诅咒——产妇分娩死亡。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告诉夏娃:“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直到最近,还有大约1%的母亲会在分娩过程中丧命;一个世纪以前,一个美国女性怀上孩子,就像现在罹患乳腺癌一样危险。10. M. Housel, “50 Reasons We’re Living Through the Greatest Period in World History," Motley Fool, Jan. 29, 2014.图5-3展示了1751年以来4个国家产妇死亡率的变化轨迹,这4个国家的情况大致可以代表它们所处的地区。

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的产妇死亡率从1.2%骤降到0.004%。这种下降趋势也延伸至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最贫穷的国家,那里的死亡率下降得更快,尽管它们起步更晚,时间更短。在短短25年里,整个世界的产妇死亡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一直降到现在的0.2%左右,这大约是瑞典1941年的水平。1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c.

你可能想知道,图5-1中的寿命增长趋势是否仅仅是儿童死亡率下降的结果。我们是真的活得更久了,还是仅仅因为有更多的婴儿存活了下来?在19世纪以前,一个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约为30岁,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在30岁生日时都会自动断气。儿童的大量死亡拉低了平均寿命,抵消了高寿之人所带来的利好,而每个社会都有大批的老年人存在。在《圣经》时代,人一生的年龄据说是70岁,而苏格拉底也正是在这个年纪(公元前399年)被一杯毒汁提前结束了生命,而未能寿终正寝。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都有许多年过七旬的老人,甚至还有人活到80岁。尽管哈扎部落女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32.5岁,但如果她能活到45岁,就很有可能再活21年。12. Marlowe 2010, p. 160.

因此,我们这些躲过了出生死亡和童年夭折的当代人,是否会比早期时代的幸存者活得更久一些?答案是肯定的。图5-4展示了过去三个世纪以来不同年龄阶段(从出生至70岁)英国人的预期寿命。

库兹韦尔的预言

不管你年纪多大,你都将比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前的同龄人活得更久。在1845年,一个英国婴儿在度过了出生头一年的危险期后可以活到47岁,如果是1905年,则可以活到57岁,1955年是72岁,2011年是81岁。同样,在1845年,一个30岁的英国人可以再活33年,如果是1905年,则可以再活36年,1955年可以再活43年,2011年可以再活52年。如果苏格拉底在1905年被无罪释放,他还可以再活9年;如果1955年被释放,可以再活10年;2011年被释放,还可以再活16年。一位生活于1845年的八旬老人还有5年的寿命,而2011年的八旬老人则还可以再活9年。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尽管目前为止增长幅度没有那么大。例如在1950年,一个10岁的埃塞俄比亚人的预期寿命是44岁,而现在则可以活到61岁。经济学家斯蒂芬·拉德列特(Steven Radelet)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就。世界上无数人的基本福祉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3. Radelet 2015, p. 75.

而且,我们并不会躺在摇椅中度过这些额外的岁月。当然,你活得越久,你的老年时光就越长,因此难免遭受病痛的侵袭。但人类的身体既然能更好地抵抗死亡的进攻,同样也能更好地防御疾病、伤害和劳损的侵扰。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的活力也在不断延展,虽然二者无法完全对等。一个名为“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研究项目正试图测量出人类活力的提高状况。他们不仅统计出291种疾病和残疾所导致的死亡数量,还按照每种疾病或残疾对生命质量的影响程度进行加权,计算出这些死者所损失的健康寿命年。该项目的评估结果为:1990年的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为64.5岁,其中健康寿命为56.8年。根据报告中发达国家2010年的评估数据,20年后,人们的预期寿命增加了4.7年,其中健康寿命为3.8年。14. 1990年全球预期健康寿命:Mathers et al. 2001。2010年发达国家健康预期寿命:Murray et al. 2012;另见Chernew et al. 2016,数据显示近来美国的预期健康寿命(而不仅仅是预期寿命)在持续增加。这些数字表明,现代人的健康寿命比他们祖先的无论健康与否的整个寿命还要长。对许多人来说,寿命延长所带来的最大恐惧是痴呆症,但另一个惊喜已经摆在我们眼前:2000—2012年间,65岁以上的美国人罹患痴呆的比例下降了1/4,平均诊断年龄也从80.7岁上升到82.4岁。15. G.Kolata, "U.S. Dementia Rates Are Dropping Even as Population Ages," New York Times, Nov. 21, 2016.

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些。图5-4中的各条曲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生命线,由命运女神负责编织、丈量并最终剪断。相反,它们是依据当前人口动态统计资料而做出的推测,并假设医学知识一直停留在当前水平。当然,没有谁会相信这种假设,但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准确预知未来的医学进步。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你的寿命将比纵坐标上的数字要高,而且可能高出许多。

人们总爱抱怨一切。随着生物医学的突飞猛进,人们有望活得更久、更健康,但在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设立了一个生物伦理委员会,以应对所谓迫在眉睫的威胁。16. 生物伦理委员会:Pinker 2008b。委员会主席莱昂·卡斯(Leon Kass)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宣称,“企图延长青春是一种幼稚可笑且极其自恋的想法,与我们对子孙后代的热爱背道而驰”,本将添加到他人身上的寿命是不值得过的。“职业网球手真的会喜欢再多打25%场网球吗?”他问道。对这个问题,恐怕大多数人愿意由自己来决定。即便他说得没错,“死亡为生命赋予意义”,但长寿不等于长生不老。17. L. R. Kass, "L’Chaim and Its Limits: Why Not Immortality?" First Things, May 2001.专家所断言的寿命极限被一再打破(通常在他们得出结论的5年之后),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人类的寿命是否会无限提高,直到彻底挣脱死亡的束缚?18. 预测寿命被定期打破:Oeppen & Vaupel 2002。这个世界是否会被一群几百岁的老顽固所统治,他们抵制90岁的“新生代”所主张的各种变革,甚至干脆禁止生育,以避免麻烦?

硅谷中的一些梦想家正试图让这样的世界变为现实。19. 针对死亡的反向工程:M. Shermer, "Radical Life-Extension Is Not Around the Corner," Scientific American, Oct. 1, 2016; Shermer 2018。他们所资助的研究机构并不满足于通过对疾病的各个击破来延缓死亡,而是力图通过反向工程,逆转生命的老化过程,由此将身体硬件升级为完美版本。他们希望,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人类的寿命延长50年、100年甚至1 000年。在2005年畅销书《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中,发明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测:随着遗传学、纳米技术(例如纳米机器人可以在血管中四处游弋,从内部修复我们的身体)以及人工智能(它不仅能帮人类找到永生的方法,还能自我学习,无限地提高自身的智能)的发展,人类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

斯坦定律+戴维斯推论

对医学杂志的读者和其他怀疑者来说,永生的前途则是另一番景象。的确有不少值得庆祝的渐进式改善,例如在过去的25年里,癌症的死亡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仅在美国,就有100万人因此存活下来。20. Siegel, Naishadham, & Jemal 2012.但还有更多的东西让我们失望:作用与安慰剂无异的神奇药物、副作用比疾病危害更大的治疗方法,以及在荟萃分析面前土崩瓦解的各种宣传疗效。今天的医学发展更像是反复努力但又反复失败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触犯众神,受到惩罚。诸神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巨石太重,每每未到山顶就又滚下去。于是西西弗斯不断重复,永无休止地做着这件事。——编者注,无法临近光明的奇点。

由于缺乏预言的天赋,没有人能确定科学家是否能找到医治死亡的方法,但是进化和熵决定了这不太可能发生。衰老已经烙进了基因组的每个组织层面,因为自然选择所偏爱的,是那些在年轻时活力旺盛的基因,而并非那些使我们活得更为长久的基因。这种偏爱缘于时间的不对称性: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我们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被突发事件所击倒,例如闪电或者山崩,这消解了造价昂贵的长寿基因所能带来的利益。如果要实现永生,生物学家将不得不对成千上万的基因和分子途径进行重组,这些单个的基因或分子途径对长寿的影响非常微小,而且作用并不确定。21. 对永生不死的质疑:Hayflick 2000; Shermer 2018。

此外,即便医学技术将我们打造成金刚不坏之身,它也无法阻挡熵的侵蚀。正如物理学家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所说:“生命依靠生物学原理,与物理学展开殊死搏斗。”剧烈运动的分子不断撞击细胞机制,其中便包括可以纠正错误、修复损伤,并以此延缓熵增的细胞机制。随着各种损害控制系统遭受越来越多的损伤,崩溃的风险指数式增长,并迟早会压垮生物医学所提供的任何保护,因为这些保护只能应对癌症和器官衰竭等常规风险。22. 熵终将让我们死亡:P. Hoffmann, "Physics Makes Aging Inevitable, Not Biology," Nautilus, May 1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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