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上帝， 的确全能的上帝， 知道他们这些哺乳动物 属于不同的种族。 ——马雅可夫斯基 作者序 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1963年春天，我与出生于美国的妻子玛丽一道去了瑞士。我们先前曾去那里度过假，但这回旧地重游目的完全不同：我妻子患了一种恐怕难以治愈的病，已经跟病魔搏斗了几个月，到瑞士旨在找另一群专家问诊。我们希望能待上一段时间，于是就到一个时尚的老牌度假山庄，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要了个套房，从那里可以俯瞰山庄的湖光山色。 酒店的常住房客中有一群来自东欧的富人，他们刚好是“二战”爆发前夕来到镇上的。在大屠杀实际开始之前他们就已弃国离乡，因此根本没遭受过逃命的重重劫难。由于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对他们来说活命只意味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他们大部分人已七八十岁高龄，茫无目的地靠年金过着日子，整天着魔似的唠叨自己垂垂变老，一天比一天力不从心，或者老是想离开所住的酒店楼层。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酒吧间或餐馆，要么就是在私人花园里闲逛。我经常跟随他们，与他们一道在酒店所挂的政治家画像前驻足，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下榻于此；我还跟他们一起看那些阴郁的纪念牌匾，那都是“一战”后在酒店召开的几次和平会议的遗迹。 偶尔我也会跟这群自愿流亡者中的几个闲聊，但只要我提到中欧或东欧的战争岁月，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提醒我，由于他们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到了瑞士，他们对那场战争只有模糊的印象，只是从电台和报纸了解个大概。在提到大多数种族灭绝集中营所在的某个国家时，我指出在1939年到1945年间只有一百万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但却有五百五十万人遭到了侵略者实施的种族灭绝。三百万人以上的牺牲者是犹太人，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满十六岁。这些死难者的人数表明，每一千人中有二百二十人被处决。谁都无法准确地算出此外还有多少人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蒙受了创伤或者身心崩溃。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同时承认他们始终相信，关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