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杨奎松
前言一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可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及同等学力者”,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连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语过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