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西南方向的湖北省会向麻城进发，游客们首先会遇到一座蓝色的拱门，上面写着“麻城欢迎您”。这时候路况迅速好转，道路两侧的店铺可以提供种种便利。人们的穿着比一路上其他地区更加光鲜，也不再有什么家畜挤在马路上。游客们很快会看到另一座拱门，写着湖北省金针科技园。县城又大又新，干净整洁。这里有一座三星级酒店，提供各种中、英文导览手册。大多数地方的居民，看起来都像是闲适的中产阶级。环绕县城的乡村地区，也点缀着新建的砖房，屋边停着摩托车，表明这里的农业发达(尽管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人们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政府热情周到，居民干劲十足。这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功故事。 当笔者于1970年代初开始学术生涯时，我很清楚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焦点在于乡村。人们假定中国缺乏重要的本土城市传统，直到这一传统被西方引入。学者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这两个问题似乎都需要对乡村传统和农业历史做深入而广泛的分析。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对我来说，一位有抱负的学者可做的最新颖、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细致地考察一个中国大城市的历史。那正是我所要做的。尽管如此，随后的三十年里，情况似乎倒过来了。在全球化语境中，商业经济在中国高度繁荣，“文化研究”在学界大获全胜，历史学家们越来越聚焦于中国城市史，尤其是20世纪初期大都市的文化史，他们含蓄地假设，后毛泽东时代的变迁模式和文化选择可以从这一时期得到最好的探讨。除了宏观比较政治经济分析这一重要的例外，乡村史似乎已经大半失宠了。因此，作为一名坚定的特立独行者，我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转向显然属于中国乡村地区、甚至边缘地区的地方史。这是一种自我下放。 和中国上一代的知识青年一样，我靠着很多人帮助才在学术道路上幸存下来。其中首先包括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同事梅尔清(Tobie Meye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