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有前途(第3版)

翟东升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礼记·大学》 第3版前言 2018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也许是因为本书前两版多次加印带来的影响力,我从2018年1月开始(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战还处于筹备阶段)便受邀参与了不同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对于目前的主流意见,我可能算是偏鹰派,即主张适度强硬,放开手脚反击美国资本市场这一关键软肋,通过斗争求和平而不是通过退让求和以粉饰太平。通过调研和分析,我发现特朗普本人的贸易战动机既不是围堵中国,也不是减小贸易逆差,而是找个借口收点关税弥补联邦财政赤字,以便维护其对内减税这一核心政绩。因此,中国不应通过大幅采购美国商品来试图劝说美国取消对华关税增加,而是应该追求让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不歧视中国。真正在试图围堵中国技术进步的是美国的精英官僚群体,尤其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里的情报—司法圈,他们是这两年来各路精英群体中唯一能够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派搞对抗的,所以应该对美国内部不同势力分而治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意见在政策圈中仍然属于非主流。许多非专业人士基于肤浅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反而凭借资历、级别、声望和人数优势而将许多错误意见塞入了中国的应对之策中,以致2018年贸易战中我方屡屡被动、进退失据。此事令人慨叹之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静心搞好专业研究,用心写点好书,多教点专业基础扎实的学生出来,才能在将来让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水平更上一层楼。 我与各路论战对手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时代趋势的认识,尤其是关于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假如从欧洲大航海开始算起,广义全球化已经缓慢曲折地运行了500年。而狭义全球化则是特指1979年开始的由美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核心内容是倡导全球各国开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减少管制与税收,让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各种要素的核心配置角色。这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