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你回顾过去的作品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些文章能“傲然挺立”，而另外一些则“颓然凋谢”了。我发现其规律是——这个规律也免不了有许多例外——总的来说，比较“硬”的、有诸多事实和主题，或是讲亲身经历的文章和报道至今耐读，而当时用作批评和鼓吹，或基于一时的政治风潮而写的“观点型”文章，则光辉不再。它们时日一久就很尴尬，不过，都会有一两篇例外。 对于把旧文收录或是踢出本书，我自有一套规矩。有两篇历史时刻的亲身经历我本来以为收进这本文集会不错，但重读之后我觉得它们并不达标。一篇是我为《圣路易斯快邮报》写的肯尼迪葬礼的报道，一篇是“六日战争”后我为《华盛顿邮报》写的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的报道。他们邀请我写第一篇报道或许是因为读到了我在《八月炮火》开篇描述的爱德华七世的葬礼场面，而我接受邀请则是出于好奇而非使命感。我佩戴着媒体工作证，参加了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中的遗体告别式，次日在拉法耶特广场跟随游行的人流，我看到了前来吊唁的各国首脑，其中有鹤立鸡群的戴高乐。我还参加了阿灵顿公墓的追悼会，然后回到宾馆，于午夜赶写第二天一早就要出版的评论。但是，整个国家都收看了过去36小时的电视直播，我又该写些什么呢？当然不能简单地重复人们已经看到的东西，必须提供一些更深远的意义。这对我来说太过仓促，我对神秘的卡米洛特宫并不感冒，那一刻对他的历史位置和意义也毫无感知，即便隐有所感，也被必须马上完稿的紧张给冲淡了。最后，我的文章非常冷静，对于想看到一篇气贯长虹的雄文的读者来说，它必定教人失望。 耶路撒冷那一次，科莱克市长不顾反对，撤除了所有铁丝网和无人区的路障。我当时就在那里，正陪着一家以色列人去看望他们19年未见的阿拉伯朋友。我看见阿拉伯的街头小贩小心翼翼地赶着羊进入新城（New City），惊讶于眼前的景象，然后找到了可以各自售卖饮料和铅笔的角落。这是紧张、有趣、戏剧化的一天，但我的报道却和肯尼迪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