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序 国家与法是一个老而新的问题，在西方自不必多说，即便在中国，自晚清新政以降也是屡被提起，成为变法改制的基础。一百七十余年，这个问题之于中国，既是思想理论，更是制度实践。 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主持的两套丛书，多与国家和法的中西沟通有关，现今南迁沪上，创建上海交通大学“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学术之心未死，依然耿耿于怀，遂召集青年学子，遴选一些西方宪法与法治交集的著述，翻译成册，陆续出版，试图打通宪法学与法治理论的各自狭隘学科藩篱。 值得庆幸的是，地处江南的译林出版社，对于我的这个翻译计划非常支持，他们这些年来在保持文艺翻译优势的前提下，逐渐向法政社科进军，成绩斐然，开始凸显南派法政译文出版物的飞扬灵动之光彩。我们两家一拍即合，才有“国家与法”丛书的面世，但愿我主持的这套译丛在厚重典雅方面能够给它以辅助之功。 当然，需要感谢的还有译者诸君，他们不计现今大学科研评估体制之“工分”约束，慨然从事此等又苦又累的译事，我非常珍惜他们的劳作，内心视为是对我和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是对中国法治事业的支持。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对本丛书的支持。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 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是为序，与诸位同怀共勉！ 高全喜 2017年6月12日于沪上寓所 中文版序 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对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1918），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呼吁在战后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际秩序，其中包含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中国人尤其具有吸引力。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原则和中国在巴黎和会遭遇的外交失败，共同促成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则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觉醒。一个世纪过去了，民族自决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威尔逊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之一，另外一位是列宁。 威尔逊同样也改写了美国历史。他于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