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八岁那年，我在多伦多北部参加夏令营时，曾和年长的营长一起爬上一艘铝制小船。他将船开到距离浅海湾24千米的地方，在之后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钓鱼。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夜，水面如镜。我第一次乘着小船，在如此广阔且泛有微波的暗黑色水面上行驶，惬意至极。我不禁好奇，到底是怎样的生物隐藏在水下。每当我的原始钓竿————一根挂着线和鱼饵的削了皮的小树枝————突然晃动时，我总是激动不已，这意味着有鱼上钩了。 那天我一共钓了16条鱼，把其中的一些放生之后，我们留下较大的鲈鱼作为第二天的早餐。纳尔逊先生承包了所有的脏活，他把扭动的蚯蚓挂在有倒刺的鱼钩上，从鱼嘴上解下鱼线，将刀插进鱼的头骨。干活的时候，纳尔逊先生的面部总是奇怪地扭曲着，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厌恶还是仅仅太过于全神贯注。 我对那次旅程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作为一个对动物怀有恻隐之心的敏感的孩子，那艘小船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让我感到困扰。我暗自担心那些作为鱼饵的虫子，也因鱼会感受到的疼痛而烦恼。当顽固的鱼钩从它们瘦骨嶙峋的脸上被拔出来时，它们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或许有些鱼暂时躲过了刀子，但也只能被困在小船一侧摇晃的铁丝网里慢慢等死。那位坐在船首的善良的人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于是我也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合理的————更何况第二天早晨鲜美的鱼肉将前一天的不安冲淡了很多。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和鱼有关的记忆，而想到这些冷血亲戚在人类道德体系中占据的位置时，我总是感到很矛盾。在多伦多读小学四年级时，我曾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被选去搬运物料，我们需要将东西从教室搬到附近的另一个房间。其中有个玻璃鱼缸，里面住着一条孤独的金鱼。鱼缸里有四分之三的水，搬起来很重。考虑到其他搬运者很可能做不到像我一样关心它，我主动提出将鱼缸运到目的地，也就是另一个房间里临近水池的柜台上。 多么讽刺！ 我用小小的手紧紧抱着鱼缸，稳稳地走出房间，下楼穿过大厅，再走进新…